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横贯韦城，断北使往还之路，无乃不可。”介甫沉吟良久，曰：“听使一淤亦何伤，但恐妨北使路耳。”乃止。
集贤校理刘贡父好滑稽，尝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献策曰：“梁山泊决而涸之，可得良田万余顷，但未择得便利之地贮其水耳。”介甫倾首沉思，曰：“然。安得处所贮许多水乎？”贡父抗声曰：“此甚不难。”介甫欣然，以谓有策，遽问之，贡父曰：“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
介甫秉政，凤翔民献策云：“陕州南有涧水，西流入河，若疏导使深，又凿硖石山使通谷水，因导大河东流入谷水，自谷入洛，至巩复会于河，以通漕运，可以免砥柱之险。”介甫以为然，敕下京西、陕西转运司差官相度。京西差河南府户曹王泰。王泰欲言不便，则恐忤朝廷获罪；欲言便，又恐为人笑，乃申牒言：“今至谷水上流相度，若疏引大河水，得至渑池县境，导之入谷水，委实利便可行。”盖出渑池县境则硖石大山，属陕西路故也。陕西言不可行，乃止。
祖宗以来，汴口每岁随河势向背改易，不常其处，于春首发数州夫治之。应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处，可岁岁常用，何必屡易，公私劳费？盖汴口官吏欲岁兴夫役以为己利耳。今訾家口在孤百岭下，最当河流之冲，水必不至乏绝，自今请常用之，勿复更易。或水小，则为辅渠于下流以益之；大则开诸斗门以泄之。”介甫善其议而从之，擢舜臣权三司判官。
后数岁，介甫出知江宁，会汴水大涨，京师忧惧，朝廷命判都水监少卿宋昌言往视之。昌言白政府，请塞訾家口，独留辅渠。韩子华、吕吉甫皆许之。时监丞侯叔献适在外，不预议。昌言至汴口，牒问提举汴口官王充等二口水势，充等报言：“訾家口水三分，辅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訾家口，朝廷从之。叔献素与昌言不协，及介甫再入相，叔献谮昌言附会韩、吕，塞訾家口，故变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怒，昌言惧，求出，得知陕州。会熙宁八年夏，河背新口，汴水绝，叔献屡上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献开之。水既通流，于是昌言及王充各降一官，昌言仍徙知丹州，都水监众官各以赎论。叔献以功迁员外郎，判监李立之仍出知陕州，以叔献代之。立之未离京师，河背訾家口，汴水复绝，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献开之，亦不罪叔献也。
元丰元年春，塞曹村决河，诏发民夫五十万，役兵二十万，云“欲凿故道以导之，不行则决河北岸王莽河口，任其所之。”恐其浸淫南及京城故也。天章阁待制韩缜、都水监丞刘会、河北运判汪辅之掌之。
旧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盐；河东食土盐；自余皆食海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鹤开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运解盐卖之，其益、利井盐俟官无解盐即听自卖。九年，有殿中丞张景温建议，请榷河中、陕、解、同、华五州，官自卖盐，增重其价；民不肯买，乃课民日买官盐，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有买卖私盐，听人告讦，重给赏钱，以犯人家财充；买官盐食之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盐折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才直二缗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朝廷疑之，乃召陕西东路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其事，公弼极陈其不便。有旨令与三司议之，三司使沈括以向附介甫意，言景温法可行，今不可改，不敢尽言其非。虽不能夺公弼，而更为别札称，据景温申，官卖盐岁获利二十余万缗，今通商则失此利。再取旨，上复令与公弼议之。公弼条陈实无此利。于是罢开封、河中等州，益、利等路卖盐，独曹、濮等数州行景温之法。
吴冲卿、蔡子正等为枢密副使，上言请废河南北监牧司，文潞公为枢密使，以为不可。元厚之为翰林学士，与曾孝宽受诏详定。厚之计其吏兵之禄，及牧田可耕种，所以奏称：“两监岁费五十六万缗，所息之马用三万缗可买。”诏尽废天下马监，止留沙苑一监，选其马可充军马用者，悉送沙苑监；其次给传置；其次斥卖之。牧田听民租佃。仍令转运司输每岁所省五十三万缗于市易务。马既给诸军，则当给刍粟及亻兼衣粮，所费甚广。诸监马送沙苑者止四千余匹，在道羸瘠死者殆半。国马尽于此矣。时熙宁八年冬也。
熙宁初，余罢中丞，复归翰林，有成都进士李戒投书见访，云：“戒少学圣人之道，自谓不在颜回、孟轲之后。”其词孟浪，高自称誉，大率如此。又献《役法大要》，以谓：“民苦重役，不苦重税。但闻有因役破产者，不闻因税破产也。请增天下田税钱谷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轻为三等，上等月给钱千五百、谷二斛，中下等以是为差。计雇役犹有羡余，可助经费。明公傥为言之于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实矣。”余试举一事难之曰：“衙前为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败失者或破万金之产，彼肯顾千五百钱、两斛之谷，来应募邪？”戒不能对。余因谢遣之，曰：“仆已去言职，君宜诣当官者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