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缢死，故又于《赠刘雪舫诗》内有“宁为英国死，不作襄城生”之句。可见其一字不假易矣。
《补遗》内有云：蒋德憬：李建泰、范景文视从前之充位者，相去远矣。下又云：建泰风骨峭拔，性慷慨，负重名。又云：建泰以督师出京，疾甚不能军。保定官绅方誓守城，建泰求入城，见势急，欲用知府邵宗元印，以活一城生灵，宗元不可。及城陷，建泰遂降于贼。是亦可见其直笔。
卷十内，张献忠有爱将，皆养子，共十人。抚南将军曰刘文秀，安西曰李定国，定北某轶其名，而平东亦不著其姓名，此外又有艾能奇、第化龙、张能、马元利等，共八人。献忠将尽屠蜀人，平东力谏曰：“王转战二十年，所过屠城无寸土。今出万死得斯土，庶几可立霸业。今又屠之，某等何用生为？愿先百姓死。”献忠乃止。献忠谋自蜀入秦，平东又为之破马广于汉中。是平东者，既能为献忠止杀，又能为献忠御侮，实盗贼中之贤者。梅村何以不著其姓名？按献忠爱将十人内尚有孙可望、白文选。今恭读《御批通鉴辑览》，乃知平东即孙可望，定北即能奇，而伪都督则白文选也。梅村不直书，盖可望后为李定国所败，降于我朝，封义王，其子犹袭封慕义公。想梅村著此书时，可望正官于朝，不便明其出自盗贼，故讳之耳（白文选后随李定国死于缅甸）。
《明史》孙传庭、杨嗣昌、左良玉及流贼李自成、张献忠等《传》，大概多取之于吴梅村《绥寇纪略》。盖梅村于顺治九年即辑成此书，而本朝修《明史》则在康熙十七年以后，时天下野史稗乘碑志之类皆送史馆，故《明史》于此数《传》皆以《纪略》为底本。其间稍有不同者。卷七内杨嗣昌伏毒死，下又云嗣昌自缢死，卷八内亦称嗣昌缢死，此未免歧误。《御批通鉴辑览》则云杨嗣昌自杀。又自崇祯十四年以后，李自成攻汴梁凡三次。据《纪略》谓是年正月之攻，高名衡以巡按偕陈永福等拒守七昼夜，贼退去。名衡以守城功擢河南巡抚。其后两次拒守，皆巡抚任内之事。而《明史》谓三次皆巡抚高名衡拒守（盖三次皆名衡拒守，故不复分别巡按、巡抚，以省文耳）。《通鉴辑览》则初次守城系名衡巡按任内之事，后二次守城乃巡抚任内之事，与《绥寇纪略》同。
《绥寇纪略》卷九，李自成入西安，长安知县吴从义死之。乃即此卷内隔五页，又云：自成封吴从义为太平伯。自成败回陕，从西安逃出时，吴从义尚从之至武昌。岂两人耶？
甲申三月十八日，《明史》谓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延贼入，《纪略》谓太监张永裕开齐化门延贼入。是时贼兵多，各门皆有攻击，不止一处也。
京师陷，《明史》谓宫女魏氏投河死，从者二百余人，而不及费氏。《纪略》谓宫女费氏为贼将所得，将成婚，费氏以刀刺杀之，亦不及魏氏（盖本两事，各记所纪。《通鉴辑览》魏氏、费氏俱载）。
李自成之死，《纪略》谓：通城九宫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谋捍卫闾井。自成以二十骑上山，又止其二十骑，自成以单骑入，拜不能起。山民疑为劫盗，取锄碎其首。既而见其腰有金印，且有非常衣，始知即贼首自成也。《明史》则谓：自成率二十骑掠食，为村民所围，不能脱，自缢死。或又云：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自成脑中锄死。此数事亦微有不同，其余皆符合。而《纪略》凡十二卷，《明史》只以三四十页括之，可见修史者剪裁之苦心也。惟洪承畴驰驱剿贼，自崇祯二年至十一年无一处不身在行间，而《明史》所列劳绩尚不如《纪略》之详，则正史与野史体例固各有不同耳。他如以亲兵曰“都虞候”、以勇士为“曳落河”、以番部为“典属国”、以汛地千把总为“候尉吏”、以抚降者为“安集掾”、以阉人为“竖头须”，此则过求典雅而反近于博也。
闻之故老云：明崇祯十五年松山为我朝兵所败，传闻督师洪承畴已殉难。崇祯帝恤典极隆，赐祭十六坛。其子弟在京，已刻行状，散吊客。方祭第十四，崇祯帝将亲祭（《通鉴辑览》谓赐祭十六坛）。而承畴生降之信至。后金声起兵徽州，与门人江天一俱败。总督洪承畴谕降，天一诵崇祯祭承畴文以愧之。承畴入本朝，为江南等省经略，又为川、湖、云、贵经略，归殁于京师，其子弟又刻行状，不复叙前朝事，即从本朝入关起。有轻薄子得其两行状，订为一本，以作笑端云。按承畴历官，惟在前朝剿流贼最劳；也，本朝国史未必叙其在前朝之事，赖《纪略》一书纤屑备载。盖其在前朝实有鞠躬尽瘁之忠，不可泯没者，不必复责其半途失节也。
○冒赈大案嘉庆十三年，淮、扬大水，皇上不惜数十万帑金，赈济灾民。有山阳县王伸汉冒开饥户，领赈银入己，上司委试用知县即墨李毓昌查赈。毓昌新进士，以清白自矢，遍往各乡村，查出浮开饥户无数。伸汉惧，许分肥，不受。既竣事，置酒饯别。是夕毓昌暴卒于公馆。淮安府知府王毂来验，口尚流血，竟不问，以颈有绳系，遂以自缢报。家人李祥、顾祥、马连升皆雇募长随，并伸汉拨来听差人包祥，亦长随也。棺敛毕，皆散去。未几，毓昌有叔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