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复君立国，遂为附庸，所称立约十五条，并誓文二道，中山球阳志一字不之及，而日本史固粲然书之，自是以来，时时遣使，萨州大将军嗣位，亦或遣使来江户，征纳其米，多寡不定，康熙以后，每岁额纳米七千六百余石，相沿至今，此即文中所谓经其田、收其税者也。
然考当时由球割去大岛、德之岛、喜界冲、永良部、与论五岛直隶萨摩，则尚疑其所课征者，此五岛所出也。亦设一官驻于那霸，其职掌不过征租税、护商旅及刺探外事，以报明本国。当我使臣来临时，则潜匿他处，从无干预琉球本国之政。而外务文中竟称兵戍其土，吏理其民，布禁行令，等于内治，可谓无耻之甚。
夫球实两属之国，论其收税一事，则琉球亦为萨摩之附庸；而论其名义，则琉球并未受日本封，直至壬申年始有封藩之举，既在与我立约一年后矣。不由日本封，岂得径由日本废之耶？至文中竟谓台湾生番之役，中国认为义举，查当时会议凭单，一则曰日本从前被害难民之家，再则曰日本国属民，并无预琉球，日本史书亦自言：有备后国小田县民被害，而当日球人闻有是役，曾再四禀求，声称中国既饬台湾道自行惩办，此事与日本无与，则假借台役以为张本，尤为狡诈无理也。
总之，外务覆文，皆自言一面之词，而琉球为我朝贡之国，固天下所共知。咸丰初年，与各国立约，用我年号历朔文字，尤为确据。今美国公使尤为详知其事也。现在美前主既游日光山，此事尚未开口，闻其数日归来，乃再言之。本日见美使，彼言事且缓商，此案必有一结局，总不令两国有战争之事。至结局云何，此时难豫拟，亦不便言。又言日本现办防疫之事，此事了，必与外务言。待统领归，当来馆面商，请一切放心。美前主之声望如此，与日人言，必不能一概推卸，即不能就了，有平使继之，大约准度此事美人第从中居间，所谓收场，未审何如。苟直谓与球有约，理应与闻，则复球殆亦不难，现在既托之，祗好看如何再作道理耳。
天津领事德呢其人，极欲效劳，而因一时未言，彼本局外，无从插入，故亦告归。彼在此，如璋颇招呼之，外务覆文并覆总署稿，今钞呈览，彼既知美人调停，而所覆如此，盖亟欲自陈其有理，所谓作论呈统领者，亦如此耳。德呢归索函，即托带呈。
译美国副将杨越翰来函（六月三十日到）（附）
中国六月初七日，杨越翰自日本离阁地方致书李中堂阁下。前次去信言琉球事，至五月二十六日止，并将香港燕总督肯说公语缘由陈明矣。发信后，燕总督又与敝前国主公议此事，甚为同心，日本素重燕总督，以贵客相待。闻旁人言，燕总督背后劝说日本大臣，极其切实。日本内务大臣伊藤是第一有权柄之人，我想琉球之事，日本应先请国主调停，亦须彼此当面商量，不要他国公使在座，另出意见。因国主系游历之客，日人礼貌十分恭敬，不便先自开口，令人疑其多管闲事。我晤伊藤时，诱他先说此事，伊藤遂将该国办理球案卷宗，送与我看，请转呈国主查阅，并欲请国主秉公商议。闻日本外务省已有覆信与总理衙门，详明颠末，想中堂必早知道。国主每云：遇着好机会，必要将琉球一事与日本剀切言之。但若在东京商论，各国耳目太多不便，日本国家因派内务大臣伊藤、将军赛阁兵部尚书及现任驻美钦差越西达等，随来内地，与国主议论此事。昨日午刻会谈至晚，国主告知他们：前在中国恭亲王与李中堂托我调停，在中国看：日本办琉球事，甚不公道。我并无别的意思，但不愿亚细亚各国或有失和情事，中日多年和好，更不愿有失和情事。琉球之事我已与平安公使商议明白，我与他一样意见，国主论至此，又将恭亲王与李中堂所说之话，详细告述一遍。其说甚长，亦甚结实。就如在京津当面说的一般。并云：中国以日本办理此事，将中国太看轻了。又畅论各国若有战争兵灾，最可惨伤。其起事之人亦可恨。日人恃强，华人则甚和平。现在日本兵法虽似强于中国，而中国人物财产甲于天下，如肯自强，人才是用不尽，财产亦用不尽的。我劝日本不要看小此事，关系颇大。傥有旁人从中挑唆，使两国失和，必是奸邪，祗愿自家乘机得占便宜。日本现有此等外人，其居心行事，实在令人痛恨。譬如中国受鸦片烟之害，都是此等人播弄出来，中日两国，如同比邻，其人种同一根本，情谊应若一家。如有衅端，必系旁人鼓惑挑唆。我看此事，在日本必办不了，既有英国公使在此牵掣，必了不成；应该在北京与恭亲王等或在天津与李中堂商议办结。
伊藤听国主以上议论，又将日本现办情理详叙一遍，他闻中国于此事深抱不平，颇为着急，因日本初无失和之意也。惟日本难处，此事已办到如此地步，号令已出，不能挽回，致于颜面有碍，因请教国主有何妙法能了，可令中国允服。国主云：两国应如何互相退让，议定章程，我也不便预说。又将中堂前说琉球是各国与中国通商要路，为台湾前面门户，向伊藤等开导，谓非设法另立章程，保住中国要路门户，恐此事不能了结。
伊藤云：即将国主此番话，一一回明内阁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