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至后唐庄宗入汴，复改为枢密院，以郭崇韬为使，始分掌朝政，与中书抗衡。宰相豆卢革为弘文馆学士，以崇韬父名弘正，请改弘文为昭文，其畏之如此。明宗即位，以安重诲、范延先为枢密使，二人尤为跋扈。晋高祖即位，思有以惩戒，遂废之。至开运元年，复置。末帝以其后之兄冯玉为之。自是相承不改。国朝因之，首命赵韩王普焉。号称二府，礼遇无间。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祖宗亦赖此以闻异同，用分宰相之权。端拱三年，置签书院事，以资浅者为之，张逊是也。官制旧典，误以为邓公。庆历二年，二边用兵，富文忠公为知制诰，建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枢密使，国初范质、王溥以宰相兼参知枢密事。今兵兴，宜使宰相兼领。”仁宗然之，即降旨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且书其检。吕许公时为首相，以内降纳上前曰：“恐枢密院谓臣夺权。”富公方力争，会西夏首领乞砂等称伪将相宋降，各补借职，羁置湖南。富公复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当厚赏以劝来者。”仁宗命以所言送中书，而宰相初不知也。富公曰：“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极论之。时张文定为谏官，亦论中书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吕夷简兼判枢密院事，章得象兼枢密院事。未几，或曰：“二府体例，判字太重。”于是复改吕公亦为枢密使。五年，贾文元、陈恭公同为宰相，乞罢兼枢密使，以边事宁故也。有旨从之。仍诏枢密院：“凡军国机要，依旧同议施行。”而枢密院亦自请进退管军臣僚、极边长吏、路分、钤辖以上，并与宰臣同议。从之。张文定复言：“宰相既罢兼枢密院，则更不聚厅。万一边界忽有小虞，两地即须聚厅，每事同议。”自是，常事则密院专行；至涉边事而后聚议，谓之开南厅。然二府行遣，终不相照。熙宁初，滕达道为御史中丞，上言：“中书、密院议边事多不合。赵明与西人战，中书赏功，而密院降约束。郭逵修保栅，密院方诘之，而中书已下褒诏矣。夫战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书欲战，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愿敕大臣，凡战守、除帅，议同而后下。”神宗善之。其后竟使枢密院事之大者，与中书同奏，禀讫先下，俟中书退后，进呈本院。常程公事，凡称三省、密院同奉圣旨者是也。建炎初，置御营使，本以车驾行幸，总齐军中之政，而以宰相兼领之，故遂专兵柄，枢密院几无所干预。吕元直在相位，自以谓有复辟之功，专恣尤甚。台谏以为言，元直既罢政，遂废御营司。而宰相复兼知枢密院事，自范觉民为始，尔后悉兼右府矣。秦会之独相十五年，带枢密使。至绍兴乙亥，会之殂。次年，沈守约、万俟元忠拜相，遂除去兼带，中书与枢府又始分矣。
○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
徐敦立语明清云：“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执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旧属史馆，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时政，执政之所日录，于一时政事，最为详备。左右史虽二员，然轮日侍立，榻前之语，既远不可闻，所赖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务省事；凡经上殿，止称别无所得圣语，则可得而记录者，百司关报而已。日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状，于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之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以为信可也；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尽废云。度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崇宁间帅多贵游子弟以预讨论，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急于成书，不复广加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且据逐人碑志，有传中合书名，犹云“公”者。读之使人不能无恨。《新唐书》载事，倍于《旧书》，皆取小说。本朝小说尤少，士夫纵有私家所记，多不肯轻出之。度谓史官欲广异闻者，当择人叙录所闻见，如《段太尉逸事状》、《邺侯家传》之类，上之史官，则庶几无所遗矣。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以其间所记述有未欲广者，因尽删去之。又恶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秩。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进本，而元书盖未尝出之也。”
○自秦相擅政，纪录不足传信
敦立又语明清云：“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后，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之类，初甚圆备。秦会之再相，继登维垣，始任意自专。取其绍兴壬子岁，初罢右相，凡一时施行，如训诰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臣僚章疏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繇是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十五年间，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度比在朝中，尝取观之，太息而已。”
○太祖誓不杀大臣言官
明清尝谓本朝法令宽明，臣下所犯，轻重有等，未尝妄加诛戮。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