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翰林，尤为要剧。宜精选各部人员，逐日召见，虚己请求。若者宜革，若者宜因，若者当先，若者当后，谋议既定，然后次第施行。期年三月，成效必睹。其第三策曰，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夫直省以朝廷为腹心，朝廷以行省为手足。同治以前，督抚权重，外人犹有忌我之心。近岁督抚权轻，外人之藐我益甚。朝廷苟志存通变，宜通饬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或通力合作，或专力致精，取用新法，行以实政。目前不妨略异，三年要可大同。宽其文法，严为督励。守旧而不知变者斥之，习故而不能改者去之。要以三年，期使各省均有新法之练兵数千，新法之税款数万，制造之局数处，五金之矿数区。学校增设若干，道路通治若干，粗定课程，以为条格。如此则百废具举，万象更新，销萌建威，必有所济。我世宗宪皇帝，注意督抚，而政举兵强。我文宗显皇帝、穆宗毅皇帝，委重督抚，而中兴奏绩。重内轻外之说，帖括陈言，非救时至论也。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免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惟皇上择而行之。宗社存亡之机，在于今日，皇上发愤与否，在于此时。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一切不行，则幅员日割，手足俱缚，腹心已到，欲为偏安，无能为计。圈牢羊豕，宰割随时，一旦脔割，亦固其所。职上为君国，下为身家，苦心忧思，虑不能免。明知疏逖，岂敢冒越？但栋折榱坏，同受倾压。心所谓危，急何能择？若皇上少采其言，发奋维新，或可图存。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职虽以狂言获罪，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否则沼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
臣闻方今大地守旧之国，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胁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兰是也。有尽取其利权一举而亡之者，缅甸是也。有尽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者，安南是也。有收其利权而后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握其利权，徐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无士、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容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后此之变，臣不忍言。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也。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皇上与诸臣审知其病之所源，则救病之方，即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而沦胥者也。《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五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弊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于祖宗之法，固已诬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虽然，欲变法矣，而国是未定，众论不一，何从而能舍旧图新哉？夫国之有是，犹船之有舵，方之有针，所以决一国之趋向，而定天下之从违者也。若针之子午未定，舵之东西游移，则徘徊莫适，怅怅何之，行者不知所从，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极，以此而驾横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适遭风沙大雾之交加，安有不沉溺者哉？今朝廷非不稍变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挠之，才士言之，而群僚攻之，不以为用夷变夏，则以为变乱祖制，谣谤并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变法之有效，犹却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皇上既审时势之不能不变，知旧法之不能不除，臣请皇上断自圣心，先定国是而已。国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轻重、刚柔、缓急不同，其规模条理、纲领、节目大异，稍有乖误，亦无成功。臣愚尝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与今既远，臣愿皇上日读《孟子》，师其爱民之心。汉、唐、宋、明之沿革可采，但列国与统一迥异，臣愿皇上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共和，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然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书佳画，墨迹尚存，而易于临摹，如宫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铺设，则莫如取鉴于日本之维新矣。日本之始也，其守旧攘夷与我同，其幕府封建与我异，其国君守府，变法更难，然而成功甚速者，则以变法之始，趋向之方针定，措施之条理得也。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其誓文在决万几于公论，采万国之良法，协国民之同心，无分种族，一上下之议论，无论藩庶，令群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从，于是国是定，而议论一矣。召天下之征士贡士，咸上书于对策所，五日一见，称旨者擢用，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