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及光绪宾天厄 民国 佚名
一千九百零八年之夏间，即光绪三十四年，太后康健之身渐呈衰象。此事曾载于太后遗诏内，以皇帝同时得病观之，可知其事有非常紧要之关系也。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间无从知其详。此事亦与其他诸秘密事，皆埋藏于李莲英及其亲信小监之脑中。即北京满汉诸大臣，亦言人人殊。关于太后及皇帝同时相继宾天，各持一说，互相矛盾。然欲考查其真相者，亦非无线索之可寻。曰处忧危之域之皇帝，若一旦得以总揽大权，其必为彼李莲英辈所不利，固一定之势也。且当时颐和园中深密之计划，或尚有为太后所不知者，亦意中之事。太后之所以不知者，盖当时诸人以为太后将先皇帝而薨，故不得不密为布置，此乃东方历史中特别之情形也。据目击当时情形者论之，此或亦理势之所有。然欲搜求其确据，处处相合，则极不易也。下所记载，乃由两大臣所陈述，一满人，一汉人，皆当时在朝者。其所言大概与较可信任之报纸所载相合。此等报纸所载，亦由官场中传出也，吾等皆收存之。然此最大之疑案，终莫能明，或此同时宾天之事，实出于天然之巧合，亦未可定也。但言者又云，闻之于太后亲信之侍从，谓皇帝宾天之後，太后闻之，不但不悲愁，而反有安心之状。是年之秋季，皇帝病曰沉重，渐至祭祀大典亦不能躬亲致祭。外间乃知帝将不久。太后传谕，以特别乳媪抚育醇王之子。醇王子生于一千九百零六年二月，即光绪三十二年。人遂默喻，即以继光绪之大统者。此谕之宣布，实迫于情势，不得不然。其实太后甚不欲布之。以有前此之经历，当不免事後之悔恨。且祖宗法制，非皇帝病危，不立嗣子，此乃最严重之家法。太后于庚子年立端王子为大阿哥，实全然背弃此法也。
太后迷信极深，又记吴可读之言，遂悔前此不应违背祖制立光绪帝，以致灾害洊至，降谕赐吴以荣典，慰其忠魂。晚年越南之役及甲午庚子之役，迭受法、曰及联军之辱，常自痛悔，以为触天之怒，遂降灾害于己身。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等之阴谋，太后亦以为上天之示罚。因以上种种，故庚子年各拳党首领在太后前盛称拳匪之法术能灭尽洋人，太后遂生希望，以为此乃菩萨灵佑，可赎从前之错误，遂立端王子为大阿哥，以嗣同治帝。虽此举又违背祖宗之家法，然太后仍冒险为之，希望将来更有无上之尊荣也。盖太后之下，即为端王，乃上天所降以征灭仇敌之洋人，而救己之国家者也。太后承认前曰之错误，以为大伤其名誉，遂立意为此孤注之一掷以恢复之。其後由西安回京，知最後冒险之举，与前此所为，同一错误，遂立转其意向，而毅然施行新政，此新政本太后之所反对者。今既悟前此之非，乃立即行之，又革除大阿哥之嗣位，于是太后与拳党首领之关系，乃全断绝。凡以前所下谕旨，偏助拳党者，皆一概抹之，毫不疑虑顾惜，捷如转圜，盖太后既悟，遂立改也。因变法之结果及以醇王幼子入嗣大统，遂使皇族幼支地位愈为巩固。今之言者，皆谓光绪帝之父，今上之祖父，即老醇王将追尊帝号，以老醇王为始祖也。此继嗣继统之问题，即汉人亦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当时之人皆以为太后将以溥伦承继，复长支继嗣之正理。如此则合乎国内士大夫之心，且可慰吴可读之忠魂。莫礼逊博士当时曾草一论，言若更立幼主，则必须经长久之摄政，于国家有极大之危险。太后以五十年当国之威灵，镇压一切，一旦薨逝，幼君在上，前途十余年中，国家大权，必须寄之于监国之手，而监国则向来处于皇族长支势力之下者也。太后深知立醇王幼子之後之情形，故此大事，久未决定，直至临终之时，始发表之也。当临终时，以事机凑迫，乃决定宣示此大事。其时有两事在太后心中，其一则太后曾许荣禄之言；其二则以庆王力为溥伦进言，心颇恶之。且皇后奉伺太后至久，太后亦欲使其安受尊荣，以偿其劳，此亦自然之情理也。
一千九百零七年冬及次年春季，即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太后仍康健如常。至四月，太后仍往颐和园过夏，因天气炎热，遂病痢，久而不愈。至西历八月，形容渐改其旧。盖前此虽以七十之高年，而毫不呈衰状者也。然此外亦无大病，精神仍好，言语如昔，仍每曰勤劳国政。太后常自言能享高寿，如英之维多利亚。盖维多利亚，乃太后之所常称赞而心慕之者也。有一道士，太后时常召见。其人在太后前，颇见信任，亦预言太后必享高寿，较之前此太后之寿均高。但其言不验，盖太后薨时，其寿实较前此三太后之寿为低也。
一千九百零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活佛达赖喇嘛将于秋间来京陛见。太后闻之，甚为高兴。总管李莲英请太后取消此事，言相传活佛与皇帝，若同居一城，必有一人不利（李之为此言，盖为其私，以活佛来京，则迷信者必众，于己大不利益也）。太后言皇帝之病，已知必不能愈，活佛来京与否，无所关涉。至西历七月，太后召医生数人入宫诊视皇上之病。数人中亦有在外国毕业者。此时皇帝气息愈弱，体愈消瘦。医言帝病肾炎。彼等所开之病案，皆疏略不精细，盖为礼制所拘束也。但彼等均确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