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愿当方面之寄。有旨从之，拨川纲之在陕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陕西、京西转运司悉力应副。燮、亮行才十余日，枢密院复取旨，令留守宗泽节制，即日过河。亮申朝廷，以与前议及元降指挥不同，今欲即令过河，无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绪，既过河后，何地可为家计，何处可以得粮，乌合之众使复为金人之所溃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误国事。余将上进呈，奏曰：“河东今日之势，不同河北所失不过数郡，其余皆为朝廷守，王师渡河，犹有驻泊、得粮之处。河东州县，大半陷没，沿河一带自解州、河中至河阳、怀、卫，皆为金人所据。今经制司军旅未集，遽违前议，驱之渡河，遂为孤军，倘为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将佐士卒，当此一道而经略之。古者，将帅不从中御，愿且如前议，尽将帅之智虑，而责成。俟其淹旷时月而无功，则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驱之若是之遽。”而潜善、伯彦皆谓，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机会。如亮等，但欲逗遛耳。余曰：“兵事不可遥度。目下亦未见有机会可乘，但当委任将帅，使择利而动耳。今不恤其措置未办集而驱之使渡河，正所以为贼饵，不见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才十余日，申明朝廷前后所降指挥不同，乃将帅之职，岂可便以为逗留。如赵充国坚执屯田之议，不闻宣帝以为罪也。臣以谓，不若只依前降指挥为便。”上以潜善、伯彦执议，圣意颇惑，依违不决者累日。余留身，极论其理，且言潜善、伯彦始极力以沮张所，赖圣度鉴察，不得行其志，又极力以沮傅亮。盖招抚河北、经制河东，皆臣所建明；而张所、傅亮，又臣所荐用。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职。臣每鉴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尝不与潜善、伯彦商议而后行，不谓二人乃设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愿陛下虚心以观之，则情状自见。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挥，于陕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罢经制司赴行在。盖潜善留身，密启之也。余留御批将上，奏曰：“臣昨日论傅亮事，已蒙宣渝，俟批出依元降指挥。继奉御批，乃罢亮经制使，不知圣意所谓。”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佘奏曰：“臣论傅亮乞降指挥，非谓不使之渡河，缘亮昨乞于陕府置司，与金人对垒，募兵训练，择利过河，收复州县，朝廷已从其请，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泽节制，即令过河。臣谓不可者有三，事从中御，不尽将帅之虑，一也。军旅未集，驱乌合之众，渡河即成孤军，必为金人之所溃，二也。军溃之后，朝廷未有将佐、士卒可以当河东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为非是，当依前降指挥，以责成功。今乃缘臣争论之故，并与经制司罢之，此必潜善等以私害公，阴有以荧惑圣听，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达之知，起自罪谪，付以国柄，方艰难之秋，但知一意以为国家，苟可以持危扶颠者，知无不为，庶几仰副委任之万一。诚以傅亮经制河东，乃今日所当为之大者，潜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罢之，此而可沮，则其他孰可为者？今御批犹未施行，愿陛下致察于此，倘容臣得待罪宰司，以图报称。不然，臣岂敢尸禄、贪冒宠荣以虚负天下之责哉？”上曰：“如傅亮人材，今岂难得？”余奏曰：“臣尝与亮款语，观其谋略、智勇，真可以为大将。询之士大夫，亦以为然。今以为经制副使，姑试之耳，假以时月，必有可观。使亮如其所请，临敌退挠而无成功，臣愿受误国之罪。今未尝用而遂罢之，则不可。古之御将帅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尝自知韩信，但以萧何荐之，为大将，设坛场，择日而拜之。何之所以知信者，亦以屡与之语而已。使高祖不能用何之言而将韩信，则何亦必不敢当相位。今人材难得，而将帅之材尤为难，偶得一二，而朝廷所以辍那人兵，应副钱粮、器甲者，种种办具，非涉旬月不能遣，而启行未几，遂以寸纸罢之，待将帅之轻如此，孰不解体。此臣所以深为陛下惜也。且潜善所以必欲罢亮者，意不在亮，所以沮臣。陛下不察，则臣亦何敢安职，恐终无以助陛下致中兴之功。”上无语，余以御批纳上前，曰：“圣意必欲罢傅亮，乞以御批付潜善施行，臣得乞骸骨归田里。臣非敢轻为去就，更望陛下留神孰思之，使亮不罢，则臣何敢决去。”因再拜榻前，上犹慰谕，谓不须如此。余既退，闻亮竟罢，乃入表札求去。上遣御药宣押赴都堂治事，余到堂，复上马归，再入第二表札，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药宣押赴后殿起居，随宰执奏事。讫，余留身，上曰：“卿所争事小，何须便为去就。”余奏曰：“人主之职，在论一相。宰相之职，在荐人材。方今人材以将帅为急，恐不可谓之小事，倘以为小，臣以去就争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去乎？”因再拜榻前，复奏曰：“臣以愚蠢，仰荷眷知，初无左右先容之助，龙飞之初首命为相，潜善、伯彦自以谓有攀附之功，乃虚位以召臣，盖已切齿。及臣至，而议论伪楚，及请料理河北、河东两路，车驾巡幸宜留中原，皆与之不同，而独蒙陛下嘉纳听从，固宜为其娟嫉无所不至。方潜善未相，所以谮诉指摘臣者，不过欲为相而已。今既已相，而犹沮抑不已，以是为非，变白为黑，此不过欲臣去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