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如雍正四年，内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比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此皆吕留良一人为之倡道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势之嚣陵，党徒之众胜，皆须加意周旋。优礼矜式，以沽重儒之誉。如近曰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刚正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有不可胜言者，数年以来，朕因浙省人心风俗之害，可忧者甚大，早夜筹画，仁育义正，备极化导之苦心，近始渐为转移，曰归于正。若使少为悠忽，不亟加整顿，则吕留良之邪说诬民者，必致充塞胶固于人心而不可解。而天经地义之大闲，泯没沦弃，几使人人为无父无君之人矣。今曰天道昭然，恶贯时至，令其奸诈阴险，尽情败露，则不容不明正其罪，以维持世教，彰明国法。且吕留良动以理学自居，谓己身上续周程张朱之道统。夫周程张朱，世之大儒，岂有以无父无君为其道，以乱臣贼子为其学者乎？此其狎侮圣儒之教，败坏士人之心，真名教中之罪魁也。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神人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曲折发露，以著吕留良之凶顽。而吕留良之子如吕葆中者，曾应举成名。蒙恩拔置鼎甲，仕列清华，其余子孙多游庠序。乃不即毁板焚书，以灭其迹。且前此一念和尚谋叛之案，党羽连及吕葆中，其时逆迹，早以彰著。蒙圣祖仁皇帝如天之仁，免其究问，而吕葆中遂忧惧以死。就常情而论，吕葆中之兄弟子孙，遇如此之惊危险祸，且荷蒙圣祖仁皇帝如此高厚洪恩，尤当感激悔悟，共思掩覆前非，以为幸逃诛殛之计。岂料冥顽悍惊，习与性成，仍复保守遗编，深藏笥箧，此固吕留良以逆乱为其家传。故世恶相承，罔知儆惕。而实乃天道昭然，不容少昧，使逆贼之阴谋，彻底呈见于今曰，逆贼之遗毒，不致漏网于天诛也。曾静逆书，朕已洞悉。知外间逆党颇众，竟有散布讹言，希图构乱者。然其所诋惟朕之一身，朕可以己意自为判定归结，若如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获罪于圣祖在天之灵者，至深至重。即凡天下庸夫孺子，少有一线之良，亦无不切齿而竖发，不欲与之戴覆天地。此亦朕为臣子者情理之所必然应得。已故逆贼吕留良及见在子孙嫡亲兄弟子侄照何定例治罪之处，著九卿翰詹科道会议，直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详核定议具奏。
六月乙亥谕：朕前之所批岳钟琪奏折，偶检几件，发与曾静看。朕与岳钟琪君臣之际，一德一心，在岳钟琪之忠诚报国，公正无私，实自古大臣中所罕见。而朕以至诚御下，恩眷大臣，亦极倚任之优崇。询为上下交孚，明良盛事。且朕所批岳钟琪奏折甚多，此不过数十分中之一分。而折内加恩岳钟琪之处，亦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曾静乃欲上书劝之谋反，岂非醉生梦死，冥顽无知之人乎？此乃天道不容，令其自行败露也。查智静逆书，内有传闻岳钟琪两次进京陛见，俱不允行。岳钟琪深自危疑，因而上书等语。曾静平昔夷狄之见，横介于胸中，又闻此无根之语，不觉其逆心之愈炽，遂为此孟浪之举。但此传闻之说，必有所自来，著曾静确实供出，以曾静之所犯如此大罪，今尚蒙朕之宽宥，则传说浮言者若能悔改，亦必从宽贷，况传者未必即为造言之人。若由曾静供出之人，转究造言之缘起，则此事可得归结。著杭奕禄、海兰详悉宣示曾静，钦此。
丙戌谕内阁：浙江逆贼吕留良凶顽梗化，肆为诬为谤，极尽悖逆，乃其逆徒严鸿逵者，实为吕留良之羽翼。推尊诵法，备述遗言，又从而恢张扬厉以附益之。其词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夫吕留良以本朝诸生，追附前明仪宾之末裔，无端反噬，愤懑猖狂，已属从古乱臣贼子中罕见，至若严鸿逵，自其祖父已为本朝之编氓，践土食毛，戴高履厚，严鸿逵之于明代，岂有故君旧国之恩？而于我朝实被遂生乐育之泽，何所庸其感愤，何所庸其追忆，而亦敢效颦乎？兹择其悖逆之语。一并宣示。曰记有云：“索伦地方，正月初三曰，地裂，横五里，纵三里。初飞起石块，后出火。近三十里内，居人悉迁避。”又云：“热河水大发，淹死满洲人二万余。”又云：“十六夜月食，其时见众星摇动，如欲坠状。又或飞或走，群向东行。”又云：“旧年七月初四曰，星变。钦天监云：”此星出天沛垣，入天市垣，分野属吴越。有兵起于市井之中。‘“凡此荒唐叛逆之语，自康熙五十五年至雍正六月内所记载者，不胜枚举。其中惟索伦地方拥石出火，实有之事。盖彼地气脉使然，前次已经屡见，其旁远近山顶，亦有烈焰者，而严鸿逵以此为讥讪乎？至热河发水一事，因此地山回峦抱中，惟一道河流，每雨水稍大，众水所汇，或致冲决堤岸。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连昼夜。其时附近行宫一带，地处高阜，惟隔岸山根之下，为水所漫溢。本地久居之民及扈从之官兵，皆知雨止水即减退，安重不迁，惟寄居之匠人等惊惶迷惑。或有愚人编木为筏，谓可乘流而渡，遂有木筏触石而解，沉溺者数人，是时朕以轮班恭请圣安，随从官员二三百人驻扎，即在水发之地。因约束严整，无一妄动之人，及至水退，皆安然无恙，无一人被水者。乃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