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至辛方，末射织女，十五曰以后，移至庚申方，至月杪，没不复见，为曰亦五十也。虽牧竖妇孺，皆知以为不祥，而不料迟至二年，有此夷祸。今年七月，有一大星，光芒四出，虽晦朔无月黑暗之夜，其光犹自照见人影，黄昏后见于东方，观其形象，则所谓孛者是也。今已及百曰，其光芒少减，不知是何休咎。又东北现一大星，相传是将星也，辅正灭夷之兆。或谓前岁长星出没五十曰，今秋都门闭启亦五十曰，征验若合符节，岂非天命哉！然古人有造命之说，不诿于天，晏子谓修德可以禳彗灾。宋景公三言而荧惑徒，天人无毫发之间，顾人自不察耳。都人士习染奢侈浮薄，深入骨髓，当夫驾幸澶渊，寇临城下，岂无闻乎？都门扃闭，上苑烟飞，岂无见乎？危急存亡之秋，各项买卖，闭歇多多，而饭庄、戏园、杂耍馆，依然逐曰常开，嬉游佚乐之徒，犹是满室满堂，于汝安乎？此类丧心病狂，不顺天，不畏天，天必殛之。但戏园虽例所不禁，亦宜酌立限制，或定以三、八、五、十之期，不准违限开戏，稍挽浇漓之习，亦尽人合天之一事也。杂耍中有一种十不闲，男子衣妇人衣，且步且歌，即踏谣娘之遗，淫邪之词，妖蛊之态，伤风败俗，莫此为甚，而金吾不禁，泄沓何辞。传言大僚中亦有喜玩十不闲者，予以大僚纵复泄沓，万不荒唐至此。嘉庆年间，恭逢万寿大庆，御史某请于内城暂准开戏，以申庆祝，奉旨将此御史革职，发往盛京，以习敦朴之风，戏之无益于人心风俗，即此可见。况十不闲，无益又害，可不禁乎？何至大僚亦有喜之者乎？方今祸患频仍，全在诸大僚革改鼎新，共襄国是，感召天和。伏思癸酉林逆之乱，实由疆臣泄沓，养痈成患，而仁庙圣不自圣，引咎自责，特下遇变罪己之诏，一时臣工，莫不愧励生奋。今之寇乱夷氛，甚于当年教匪多百倍矣。目下诸夷且退，都下差安，即此一安，可见天心未尝不厌乱，要必人事能合天心，乱庶遄已耳。当今我皇上安不忘危，忧勤惕厉，所以绳祖武而格天心者，固已存诸隐微，见于施行，昭昭在人耳目矣。百尔君子，惊魂乍定，夜气犹存，当及此一时，痛改前非，相期转祸为福，因败为功，交相劝勉，毋复萌故智可也。国家岂堪诸公再坏耶（此一语悲于贾生痛哭）。
且夫海国作乱，自古无闻，明时有倭寇之警，亦未尝连衡诸海国，直犯神州赤县也。至若四夷乱华，则历代有之，然亦有所不同者，周时犬戎乱西京，由于幽王废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王伐申，申侯召西夷犬戎以为乱，非犬戎之敢为也。他如西晋五胡（胡也、羯也、氏也、羌也、鲜卑也），不应徙之内地。刘渊为侍子，在洛阳，以为左部帅，又以其子聪，为积弩将军，授彼父子以兵柄，为虎傅翼，是自求祸也。李唐之于回纥，石晋之于契丹，皆欲借其兵力，揖盗入室，自贻伊戚也。北宋合金攻辽，卒为金人所卖，入汴京；南宋约元灭金，金亡而蒙古兴，入临安，惟其假盗以刃也。凡此皆孽由自作，夫何尤哉！从未有无因而至，若英逆无道之甚者。纵使林、裕肇衅，既已讲和，相安十余年，何以又起争端，此其无厌及我，殊出情理之外，古无与比也。惟唐广德元年，吐蕃无端入寇，其不道与英逆略相同耳。当年安史之乱初平（是年正月史朝义灭，十月吐蕃入长安），天下凋伤，国用穷蹙，且有元载，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诸奸佞，相继专权用事，残害忠臣，斥灭良将殆尽。吐蕃观衅而动，帅吐谷浑（音突浴魂）、党项、氏、羌诸国渡渭，遂入长安，焚掠一空。诏起郭子仪为副元帅（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子仪副之），时子仪遭谗久废，部曲分散，仅募得二十骑以行，至商州，收兵合四千人，泣谕将士，共雪国耻，使长孙全绪出蓝田，虚张旗帜以疑之，扬言大军无数以绐之，虏众遁去。代宗入长安，劳子仪曰：“用卿不早，故及于此。”嗟夫！但言不早用忠良之失，而不悟信用奸佞之非，如果谗谮不能逞其技，贤能得以奋其绩，何至倾覆乃尔。胡致堂曰：“代宗进退子仪，如待奴隶，此无他，惑于奸佞谗间耳。”然观当时诸奸佞，人人皆不得其死，可知奸佞亦未为智巧，何若不藏私心，倾身为国之为美乎？此可垂为世戒矣。
予尝论郭汾阳诚不可及，当肃代之世，废闲已久之余，收兵无多，以当二十万众之强寇，难易固迥殊矣。今英众不及吐蕃之二三，瑞、僧及中外诸公，际会清时，幸遇圣明，任以股肱，寄以腹心，居大官，握兵权，坐拥数万貔貅，任贼纵衡往来数百里之间，如入无人之境，甚至躏近圻，逼都会，火离宫，掠禁籞，终无一夫出而当之，自古史册中，未尝有海国犯京师者，亦无玩寇有如此者，予故曰：开辟未闻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窃闻谋人之军，败则死之，古之义也。楚屈瑕败于罗，自缢于荒谷，彼虽不才，尚犹有羞恶之心焉。若僧王者，史、龙、乐三公之死事，皆由伊一人不才之使然也，尚有何面目独生乎？然而僧王外藩也，不足以中国之理法绳之，至瑞麟，位居皇朝宰相，为百僚师长，岂区区荆蛮一莫敖所可比乎？然屈瑕敢于战，战而败，败而死。瑞麟不战而逃，而又忍辱偷生，论者谓裕谦优于僧格林沁，屈瑕贤于瑞麟，然乎？否乎？惟其未尝学问，亦不足以名教纲常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