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煤百数十万石，能值银二十余万元，局用不过数万两；徒以存煤不销，筹销而未得其道，是以坐视上等之煤渐化为次等，次等之煤更化为下等，下等之煤一火自焚，不值一文，而更累及全埕之煤，且又添出盘弃搬运一切无名之费，指不胜屈；是本有大利，而转为大害。苟能及时运筹，分别成色，广其销路，以每年出煤之数，衡厥用款。人不负矿，矿究何负于人？所以外洋因矿而富国，不闻其害；中国因矿而耗帑，未见其利。何也？用夷变夏，皆相率而出于伪也。今通商之事既有明法，通而两利，自可救弊。若彼利而我不利，则彼长处乎胜；而我无所敌，则败矣。刻下日本、英、美各国之炭，销于上海、香港各口者数十倍于台湾。查上年上海一口，销英煤一万八千吨，日本煤四万八千吨，台湾煤八千吨。苟拘拘于用夷变夏之说，而以袭历朝之弊政为嫌，则此八千吨之利，亦为外人专之矣。且我不变夷，我终不能不用夷。今中国既有火轮，不用夷而开煤，必买夷人之煤而用之，尽我之利以予之，所谓夺外人之利以还之中国者，更无望矣。独不观乎北洋乎？北洋之矿曰荆门、曰金州、曰开平，所以孜孜矻矻惟恐弗及者，何哉？推其心，亦曰夺彼一分之利，即杀彼一分之权；我中国利权自操，则我胜，而彼不胜耳。
今台北之煤非不多也，夺彼之权非无具矣；久囤尽折，利少害多，且以不夺其权，反致于莫可如何也！然而地方官或守从前禁销之密谕，谓卖煤与洋人是赀其所利，与从前供中国轮船之用原案不符，仍不卖。便不知从前禁销，以中俄未定约也。今中俄之事已靖，仍不能不求变通，坐视漏卮而不救也。洋人行船，虽以煤为大端；从前未通商时，而洋船能来。今中国即不卖煤与之，洋船亦未必不来。何也？各国之煤多，中国之煤尚不敌其十一，彼不赖有此煤而后其船可行也。苏松刘道从前遵旨密查，谓东洋之煤价值既平，取用亦易，俄人向长崎办煤五十万元，在马而白斯洋行办煤一万吨。堂堂之论，可为明证。可见中国纵不卖煤与洋人，而洋人无所损。中国自弃其煤，而洋人且得售其煤于中国各海口，以专通商之全利，使彼胜而我馁矣！
职道位卑识浅，鳃鳃焉为国家计，或以为过虑。然台湾为职道分巡之区，利弊所关，亦属责无旁贷。缅往哲之用心，体宪台之爱国，不敢惮烦发为谬论。伏祈宪台趁此中外无事可以权宜缓急之时，将台煤不可不开，尤不可不力图畅销，与夫销路不必分别中外，不可使洋人专收通商全利情形，详细奏明；则台湾之煤可以销畅而无窒。存煤尽，新煤出，不惟可裕台湾之饷，且可协省垣之饷；不惟可协省垣之饷，并可夺还洋人利权，为中国富强之一助。至于船厂轮船之利用无穷，特其小焉耳。此善始善终之谋，非我宪台之位与权不足言之。若不然，听其囤积，而终滞数十万之赀本，终成一炬，甚可惜也。纵宪恩高厚，不以旷职责僚属，而抚躬自问，实增惭悚。理合详请宪台察核，批示祇遵！除详抚、军宪外，为此备由。
再销炭不分中外，或有奉旨禁销之时，自应遵旨停销。前此「包销总炭议」中，有『官中给价留用，非局信招之来运，不能自行发船前来』，正为此也。「包销粉炭议」中，有『限令新井不开，或暂停之事；不能为该商独开粉炭，该局祇得静候』云云，亦为此也。至于业已买运之炭与业已做砖之炭，本是商家之物，苏松刘道原有『官中广为购储或与税务司密商设法阻运』等等办法，皆有成案可依，尚不足为虑。是否之处，合并申明。
二三、囤折论
夫煤之为物，久囤则折者也。新出井时，大块者十之四，中块者十之三，细碎者十之三。大者曰官炭，价百石二十四元。轮船烧汤、船局打铁皆用之。中者曰总炭，价十七、八元，烧汤、打铁皆不用，油榨、煤气灯用之。细碎者曰粉炭，仅六元，不合各项之用，惟海滨烧壳炭、肥土田用之。凡此三种之炭，价相远，并非质相悬，徒以块粒有大小，致用各殊耳。然块粒之大小，实视运销之迟速为准衡。盖炭在埕中，能速销，则块大而价高。存稍久，雨淋日炙，大块者渐碎为中块，中块又碎为小粒。二十四元之物，一转瞬化而为十七、八元，又久之，尽成六元矣。暗中销耗，实比各种糜费为尤甚。况碎粒之炭，多由大块而渐化，填塞诸炭中，磺凝气结，日烁火生，有数日一燃者，有一日数燃者。势必雇倩小工，昼夜看守。何处着火，何处发烟，则荷锄挑水以救。朝焉夕焉，东挖西掘，烧损之煤半，磕损之煤亦半。而其中业已烧过者，则不值分文，又须雇工挑弃之。八斗之地基有限，炭无销路，则不能全行运出，则煤埕塞满。新出之炭，不得已就井旁倾之。井旁又满，无地可置，复就埕内加高以迭砌之。日日加高，忽然下面生火，掘救者数十人，开挖及底，乃见火苗。掘下之煤，狼藉地面，人迹、车轮以碎之，风潮、雨水以消之，沿海居民以拾之，其中消耗，层见迭出。矧又不止此，煤倾井旁，将来终要搬出，其盘起上车，又增一番碎费。运出不售，势必囤积基隆，又增一番盘运驳船之费。凡此一费，每加必数千，此皆不销之大害而莫可如何之实情也。惟有设法速销，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