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海军本肃王建议，载洵等出而攘之，故用载洵为海军大臣，派毓朗、载［1234］专司训练禁军大臣。朗好谈洋务；［1234］，载振弟也。载涛见载洵等已握兵权，恐遂失势，争于摄政王前，几有不顾而唾之势。王大窘，次日，复加派涛管理军谘府。唯溥伟以倔强与诸王不合，只派禁烟大臣，权力在诸王下。当时朝士议论，皆言庆党贪鄙，肃党龌龊，两贝勒党浮薄。泽公受人播弄，所识拔若熊希龄、丁乃扬、陈惟彦之徒皆极阴险。其初出任政颇有廉谨之名，后乃扬饰美姬以进，亦欣然受之。
◎言路盛衰言路至同治末年而盛，至宣统初年而极衰。恭亲王奕当国时，太后示以谏章，辄叩头曰：“我辈当自省，毋令外廷多言。”故当时鲜有败德。穆宗既亲政，念两宫训政之劳，欲修复圆明园以资颐养。辞非不顺也，言者交章谏阻，颇以土木为戒，最后御史游百川一疏，言尤悚动。穆宗召百川人，告以内情，百川曰：“无已，则西苑犹近宫中。”即南海子也。穆宗佯为不解，取御笔令百川书之，怀以谒两宫，意欲藉外廷清议以罢此役，当时视言路之重如此。光绪时仍循用旧法，虽末年不改，故蒋式星参奕寄私贿于汇丰银行，命鹿传霖查办；赵启霖参奕父子受贿营私，派孙家鼐查办，未尝不示天下以公也。至载沣摄政之初，江春霖以参奕被斥，旋告养去，士林互相褒重，作为诗歌，祖饯无虚日，报馆又极力张扬，朝廷丑声大播。自是凡言路章奏稍有关系者，悉留中不发，亦不谴及言者。于是老于谏垣者若左绍佐、陈田诸人皆噤不发声，唯新进入台者锐欲以言自见，时一上陈，久亦稍稍厌矣。
◎张之洞抑郁而死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任鄂督时，指驳新律，电奏凡百余言，词绝沉痛。及内用，管理学部。学部考试东洋毕业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员拟单进，之洞指汪荣宝名曰：“是轻薄子，不可用！”取朱笔抹之。顾满尚书荣庆曰：“我翰林院遂无一堪胜此任者乎？何必是！”自新名词盛行，公牍奏稿揉和通用，之洞尤恶之。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裂稿抵地，大骂。然新政倡自湖北，废科举，专办学堂，事极孟浪，实由之洞主持。既提倡在先，不能尽反前议，袖手嗟叹而已。及袁世凯既罢，无人掣肘，自料可伸己志，已而亲贵尽出揽权，心甚忧之。军谘府之设，争之累日不能入，唐绍仪为世凯死党，监国欲委以津浦铁路，之洞不可，绍仪闻而衔之。先是，粤汉铁路拒美款，本谓收回自办，旋以款绌又改借英债，皆之洞为政，绍仪因是嗾美使诘路事以撼之洞。之洞生平多处顺境，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疾甫作，即知不起，急将平日诗稿自编为《广雅堂集》。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
◎孝钦优容庆邸庚子之乱，仪鸾殿毁于火。太后归自西安，念及旧时居处，凄然不乐。从李莲英言，出宫帑五百万金付奕重建，奕与莲英朋侵其半。太后尝语人曰：“奕藉朝廷势，网取金钱，是诚负我。今我夺奕位以畀他人，他人遂足信哉？”奕好利之名盖早达慈听，而宫闱受其贿赂数亦不赀，言路不知内情，往往摭其贪黩各款弹之，固太后所厌闻也。瞿鸿礻几出军机时，太后迫于众议，欲并奕罢去，召见孙家鼐、世续、鹿传霖，以密旨示之，令公荐堪胜枢务者一二人。家鼐等惶悚不敢任咎，传霖反极力保全奕，太后之意遂阻。
◎盛尚书诱骗泽公盛宣怀既失铁路之利，郁郁不伸者累年。已而袁世凯黜，载泽与粤党争权，窥其有隙可乘，遂贿载泽六十万金，起用为邮传部尚书。载泽知宣怀多财善贾，因出宿储合成百万，托其存商生息。宣怀极赞萍冶矿局之利，给以股票一张。国变后排满之风日炽，悉侵没为己有，载泽不敢校也。
◎主持新法罪魁自古变法，必有一揽权专断强有力之人主持其间，如秦之卫鞅、汉之王莽、宋之王安石皆是也。主持者一败，其势立转。独光绪变法与前代不同。张之洞提倡报馆，力主废科举、办学堂、派学生出洋，张百熙继之，诸新党半出其门，炙手可热，倾动一时，而二张则既死矣。袁世凯倡议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丙午提兵入京，大乱官制；端方搜括民财，肆意铺张，学堂、报馆、警察、新军，糜费不知凡几，而袁、端则既罢矣。宣统初年，在朝并无一贵幸大臣能以权力主持变法者，其余附和诸奸若李家驹、汪荣宝、吴廷燮、曹汝霖、董康之流，皆阿附取容，一旦不用，取而弃之如孤雏耳。新政之害，已情见势绌，督、抚知之，政府知之，摄政王亦知之。京师官三五杂坐，莫不ソ手叱骂。其实骂新政府者无一非办新政之人，即无人不享新政之利。游东洋归者骂留学生，而钻营求差自若也；在学部当差者骂学堂章程，而拟稿批呈自若也；在法部当差者骂新律，而援引听断仍自若也。举一国之人，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妖由人兴，事极可怪。当世凯去位时，幕客代拟疏谢恩，中有“属当宪政垂成之时，正值两宫升遐之日”二语，世凯大惧，急取笔涂去“宪政垂成”四字，易以“庶政待理”，乃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