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遇害，是岁三月十六日也。先是，金主完颜褒之皇太子以都元帅留守大梁，乘十六传而至，以是月十一日交事。泽与通国、、山谋率壮士百人，裤缚短兵，毕趋留守所庭劫之。如得留守，则大事可就。时留守左右与通国结盟者三万余人，而泽败于初十日。皇太子得其图籍与券，立焚之，独罪首事。时魏公开督府于丹阳，盖以右相出使巡边回也。闻之盛叹云：‘某入见上，当白其事而旌之。’会魏公中道罢去，玉亦窜责岭表。”通国之侄孙振自序其事曰：“昔李翰作《张巡传》而不为许远立传，韩昌黎叹许远之忠节，未能尽白于世，遂叙于巡传之后，使后之人知远之不屈于贼如此。夫为士而知逆顺之理，殒其身而全其节，此固人臣分内之事，其无后之人以发扬之，则忠肝义胆，将遂泯没，岂不痛哉！吾祖尚书，靖康间奉使金国，辞气激烈，谋略深远，虽不能遏其方张之势，而亦足以起其敬畏之心。及扈从北狩，不以利动，不以死惧，高宗加谥忠洁，褒崇之典极于一时。继又采择著之国史，吾祖之节无遗憾矣。若季父武子，埋迹异邦，一心本朝，起义未成，遽遭屠戮。后韩太监纪其详，王尚书希吕书其略，虽未能载诸史册，而节义之名，庶几不至磨灭。韩昌黎以张、许二家子弟才智卑下，不能通知先志为羞；今季父节义未能彰彰于世，振若不能有以永其传，则是亦张、许二家之子弟也。敬以王、韩二记刊诸琬琰，以备异时高义君子发其潜德云。”王公希吕为之序曰：“昔予居乡，有陕右林虎臣者，自西而东，至符离家焉。其家邻居，数月稍熟，因询以西事。林因辟人曰：‘去年敌人倾国犯淮南，吾乡之豪共千余人倡义而起，有司马通国者主其盟，将为批亢捣虚计，不幸事未成而机已露，司马氏之家数百指歼焉。俄其徒已变姓名，携妻子，因得出关，以至于此。’予因叹曰：‘忠孝之节，其萃于司马氏乎！昔我先正温国文正公迨事四朝，惟忠惟孝。忠洁公继之，今通国又继之。皆以忠义愤发，效死金庭。事虽未成，亦可谓是以似之。惜乎时予在敌中，不能为作传，姑记其略，以俟询访。王希吕记。”绍翁窃谓：通国受魏公之间，欲掩袭大梁以相应，敌知豪杰必出于此，故遣其子乘十六传而来，亦神矣。通国知其志，宜息谋可也。为忠义功名所激，顾出于此，惜夫！绍翁谨按：韩太监所载谓魏公于甲申岁春见诗，因遣张虬、侯泽，盖隆兴二年也。隆兴元年癸未岁，魏公开督府，次年甲申兵败，王汴之和议遂成。通国败于三月，魏公罢于四月，相去一月事耳（原注：浚，少保、保估军节度使、判福州）。
○张史和战异议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疮痍日甚。会天子新立，谓：“我家有不共戴天之仇，朕不及身图之，将谁任其责？”乃奋志于恢复。由是天下之锐于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时之宜，审天下之势，以为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祸，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尘，六宫之远役，境土未还，园陵未肃。此诚枕戈待旦、思报大耻之时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图远？矧内乏谋臣，外无名将，士卒既少而练习不精，而遽动干戈以攻大敌，能保其必胜乎？苟战而捷，则一举而空朔庭，岂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陛下能安于九重乎？上皇能安于天下之养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也。张浚老臣，岂其念不到此？而惑于幕下轻易之谋，眩于北人诳顺之语，未遑精思熟虑，决策万全，乃欲尝试为之，而徼幸其或成。臣窃以为未便。上皇亲睹祸乱，岂无报敌之志？当时以张、韩、刘、岳各领兵数十万，皆西北勇士，燕、冀良马，然与之角胜负于五六十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地。今而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取全胜，岂不难哉！惟陛下少稽锐志，以为后图，内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选良将，练精卒，备器械，积资粮。十年之后，事力既备，苟有可乘之机，则一征无敌矣。”已而浚以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请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吏公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必乘舆临江而后成功，则都督安用？且上（一误作“陛下”）远征，而上皇独留，敌以一骑犯淮，则此城之人骚然奔遁，上皇何以安处乎？”浚又请以所部二十万人进取山东，史公问：“留屯江淮几何人也？”曰：“半之。”复与计其守舟、运粮之人则各二万，曰：“然则战卒才六万耳，彼岂为是惧耶？况淄、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于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诘难于天子，凡五日。史公复劝浚曰：“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审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诚欲建立功业，宜假以数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一作“下”），乃上计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当何如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史公曰：“晋灭吴，杜征南之力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规模出于祜也。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成，则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为之？”浚默然，乃见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夺，惟陛下英断。”于是不由三省、枢密院而命将出师矣。其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