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于官，以资转运，非谓取之于民也。胡致堂论之曰：“受挽而取耗，未尝为耗用直，多取以实仓廪耳。”又谓：“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当与而未尝与者，漕运是也。”其意善矣。我太宗定鼎燕都，转漕江南，较之汴宋，其费宜倍。今运军给耗，每石已至三斗余，而漕政疲弊，盖有两端：京通交纳监督者太多，运官部领刻剥者至巧。东坡知杨州，上言谓：“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故物货流通，缘路虽失商税，而京师坐获富庶。”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运之一利也。
司马温公《救荒疏》谓：“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日，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胜于官粥赈济多矣。
自古典籍废兴，隋牛弘谓：“仲尼之后，凡有五厄，大约谓：秦火为一厄，王莽之乱为一厄，汉末为一厄，永嘉南渡为一厄，周师入郢为一厄。虽然，经史具存与孔壁，汲冢之复出，见于刘向父子之所辑略者，为书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孔氏之旧，盖未尝亡也。至隋嘉则殿，乃有书三十乙万卷，可谓富矣。桠顾言等之所校定，才七万七千余卷，则是重复猥杂，张其数耳。《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时，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万余卷，尚有重本，则传世之书惟存旧数而已，散亡之极，犹不失万卷。唐世分为四库，开元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晋所增与释老之编，杂出其间，亦不过三万余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乱后，备加搜采，而四库之书复完。黄巢之祸，两京荡然。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自后，削平诸国，尽收图籍，重以购募。太平兴国初，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固半实尔。庆历《崇文总目》之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顾有不及，参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书耶？洪容斋谓：“《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十亡八九，而姚铉所类文集亦多不存，因以为叹。然经史子集之旧，宋亦未尝阙焉。宣和访求，一日之内三诏并下，四方奇书由此间出，见于著录者溢出三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馆阁。高宗渡江，书籍散逸，加意访求。淳熙间类次见书凡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数虽过于《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绍定之灾，而书复阙矣。元氏亦有储蓄，至我朝文献日新。今秘阁所有者，多宋元之旧，间有手抄。予初入馆，时见所蓄甚富，若《文宛英华》大书尚有数部。正德间梁厚斋在内阁，援用监生入官，始以校正为名，而官书乃大散逸于外矣。为之浩叹，因记历代故实于左。
萧何入秦，收图籍。
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藏之秘府。
鲁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等书。
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成帝使谒者陈农求天下遗书，诏光禄大夫刘向等校定，每一书毕，向辄条其篇目，据其指意，录而奏之。
光武中兴，日不暇给，而入洛之书二千余两，后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传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
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树之学门。
魏道武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
炀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贮书，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
玄宗幸东都，议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岁给纸墨笔材。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
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
明宗长兴中，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后汉乾祐中，礼部郎司徒调请开献书之路，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亡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秩。
周世宗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民间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校雠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衔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
太宗太平兴国初，构崇文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