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弗备。郊祀之礼，惟我朝为有常，而郊礼之制，亦惟我朝为有体。朱子说宋郊天帝，其数有十。汉时，祀太乙即是帝。而今又别祀太乙，郊台阶级两边足踏过处，中间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者。夫宋一朝，不能三四郊。太宗在位，得五郊，宋人颂德焉。其祀典无稽，坛所创置，又草草乃尔。金帛骈肩，将以谁为。此则我祖宗礼制，真万世之所当遵也。
郊坛天地之祀，国初定制一如周礼。冬至祀天于圆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行之既久，风雨不时，天多变异，洪武十年，圣祖因览群议，独断于衷，始定合祀之典。即圜丘之旧坛，覆以屋，名大祀殿，每岁正月择日而行礼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殿，仁祖配如前。命官分献日、月、星、辰、岳、镇、海、渎、山、川诸神，凡十四坛。二十一年，又增脩坛壝于大祀殿丹墀内，叠石为台，东西相向，为日、月、星、辰四坛壝。又于内壝之外，以次为坛二十，亦东西相向，为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风、云、雷、雨、山、川、太岁、天下神祇、历代帝王诸坛。每岁正之吉，天子躬祀殿内，群臣以命各献二十四坛。三十二年以后，大祀殿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乐十八年，北京天、地坛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太祖及太宗文皇并配。
大学士丘濬云：“《虞书》肆类于上帝。所谓‘类’者，纪舜受命初，其祭告于神，皆类合于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则地在其中。犹《中庸》所谓，郊社之礼不及后土，注谓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说，始见《周礼·大司乐》，虽曰必顺阴阳，因高下而各从其类以求之，庶得其神来享，然皇天与后土对。六经言天，必及地。孔子言郊必及社。天地并祭，盖即父母同牢之义。而昔之议者，乃以为渎。一年之间，夏在冬前，若地先天祭，岂非越次先食。虞、夏祀帝之礼与时，今不经见，惟周祭天用冬之日至，盖成周以建子月为正岁，岁之首祀天，而午以祀地，是盖一代之制，后世因之可也，义起亦可也。类于上帝，经有明言。祀典之载于《纐》莫先于《舜典》，舍周从虞，抑何不可？《虞书》之谓‘类’者，安知非当时所称之祭名哉？分祭之说，他经典不载，惟《大司乐》篇有之。《周礼》文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礼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社地旅四望。两处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其时其言，冬至、夏至，圜丘、方丘，亦惟于《大司乐》见之。夫大宗伯职掌邦礼，礼莫重于祭祀，莫大于天地。宗伯吉礼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作器始言之，岂非所行之礼则一，而用以礼神之器则两乎？司服掌王服，止有祀昊天服裘冕之文，无有所谓祀后土服，岂非合祭天地，其神则两，而主祭则一人乎？《周礼》，先儒尝谓其书非尽出周公，《司乐》之言于乐律，自相背戾，不足信。彼于论乐既如此，礼又可深信耶？《诗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苏轼《非郊议》援此为证，朱子不然之。朱谓此诗只说昊天不说地，设使合祭，亦须说及后土。考之经典，祭天曰‘郊’，而祭地无其名。《虞书》之‘类’，《周礼》之‘社祀’，皆未尝及后土，岂独此诗哉？”
春按祭法，古人有举其一而该二者，举重以见轻。言郊祀天，则地在其中。言社则稷在其中。《周书·召诰》：戊午乃社于新邑。马融注谓，言社则稷在其中是也。《周礼》封人掌诏王之社壝；州长祭祀州社；《礼记》择元日，命民社；《白虎通》社者，土地之神，是皆言社则稷在其中也。社、稷而并言者，不可胜数，是郊祀天地类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则社稷而不同坛壝也，可乎？苏轼氏曰：“舜之受禅，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独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诗，郊祀天地，终篇言天，而不及地祇，以是知祀上帝，则地祇在焉。”其言亦明辩矣。《孝经》子曰：“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朱子云，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则谓之帝。又云，为坛而祭谓之天，祭于屋下谓之帝。郊者古礼，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义起之也。东汉正月上丁祠南郊。郊祀，两汉、魏晋以来，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并配。垂拱初，又加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礼。至宋亦常以二帝配。后礼院上议，以为对越天地，神无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金世宗始为郊，议配享之礼，石琚奏宜从古礼。世宗曰：“唐、宋以私亲，不合古，不足为法，今止当以太祖配。”我圣祖合祀天地于南郊之一坛，而加屋焉，则是泰坛、明堂为一制也。列圣相承，皆以太祖、太宗并配，是郊祀、宗祀为一体也。其亦以义起之者欤。
洪武八年十一日，诏翰林院议郊祀祭坛脱舄之礼。学士乐韶凤奏曰：“礼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屦不敢当阶，就屦而举之屏于侧。注云，屦贱空则不敢陈于尊者之侧。长者在堂，则脱于阶下。长者在室，则屦上堂而不著入室。汉魏以后，朝祭则跣袜，惟萧何剑屦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入庙脱舄升殿。太庙中，凡有屦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