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侧声，故有双声叠韵之别。如章字，有章、掌、障、灼四声。以侧声灼字纽平声，则灼良为章；又以平声纽侧声，则章两为掌，章亮为障，章略为灼。盖良略是双声，章良是叠韵。以此推之，他皆仿此，岂不简易而切当哉！自唐人清浊之分，乃有三十六字母以归之，益繁碎而难晓。如一东、二冬，各分清浊，行、更、生与兵、明、平，归作一韵，若此甚多，且四方之音不同，国、墨、北、惑字，北人呼作谷、木、卜、斛，南方则小转为唇音。北人近于俗，南人近于雅。若以四声切之，则北人之字可切，而南人于四声中，俱无是字矣。
唐朝定《六经》，释具载诸音，不敢去取，向有人欲删定归一音者。乾道间议论，以为《六经》犹月日，人人皆欲绘画，岂可拘于一家？其间意义极多，有借用字，有避俗音字，有五方音不同字，门类亦不一，不可不知也。
董仲舒、刘向于五行灾异，凡一虫一木之异，皆推其事以著验。二子汉之大儒，惓惓爱君之心，以为人主无所畏，惟畏天畏祖宗，故委曲推类而言之，庶有警悟，学者未可遽少之也。
《易》曰：“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以至天九地十，故曰天数五，地数五，乌睹所谓二十有五与三十哉？盖天地之初，皆有自然之数，及降而在物，莫不皆有其用。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以其五而生土，五行备矣。阴阳不能以独成，生于阳者必成于阴，故复以地之六成水，配天一以为七；天之七成火，配地二以为九；地之八成木，配天三以为十一；天之九成金，配地四以为十三；地之十成土，配天五以成十五；然后天之一、三、五、七、九者，散而为二十有五，地之二、四、六、八、十者，散而为三十。人但知其次，而不知其衍。
三代以礼乐为政，王畿不过千里，而四方之诸侯，比年入觐，又一年，王乃时巡。方其入觐也，自郊劳至于出郊，献享之礼，莫不有制，是以膳庖饔烹，下至百工技艺，皆列属以司之。盖有一日不可阙者，与唐人置殿监、分六尚，不同矣。
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若乃高下向背，远近重复，此画工之艺耳，非精鉴者之事也。不知此论为是否，余非知画者，强为之说，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谓好画者，恐未能知此也。此事不乃伤俗耶！
介甫尝言，夏月昼睡，方枕为佳，问其何理，曰：“睡久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是则真知睡者耶。余谓夜弹琴，惟石晖为佳，盖金蚌瑟瑟之类，皆有光色，灯烛照之则炫耀，非老翁夜视所宜，白石照之无光，惟目昏者为便。介甫之睡真懒者，余知琴晖直以老而目暗尔，是皆可叹也。
余家石晖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两手中指挛，医者言惟数运动以导其气之滞者，谓惟弹琴为可，亦寻理得十余年已忘诸曲。物理损益相因，不能穷至于此，此老庄之徒多寓物以尽人情，信有以也哉。
廉耻，士君子之大节，罕能自守者，利欲胜之尔。物有为其所胜，虽善守者或牵而去。故孟子谓之勇过贲育者，诚有旨哉。
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而今人求速誉，遂得速毁以自损者，理之常然。
往时有风法华者，偶然至人家，见笔便书，初无伦理，久而祸福或应，岂非好怪之士为之迁就其事耶？余每见笔辄书，故江邻几比余为风法华。
清浊二声，为乐之本。而今自以为知乐者，犹未能达此，安得言其细微之旨？妙论精微，言不以多为贵，而非人聪明不能达其义。余尝听人读佛书，其数万言，谓可数语而尽，而溺其说者，以谓欲晓愚下人，故如此尔。然则《六经》简要，愚下独不得晓耶？右六事六一先生《试笔书》。自元祐以来，诸公跋者甚众，其文不载集中，故录之。
蔡君谟《跋丁道护兴国寺碑》云：“此书兼后魏遗法，与杨本微异。隋唐之交，善书者众，皆出一法，道护所得最多。杨本开皇六年，去此十七年，书当益老，亦稍纵也。甲辰治平初元日莆阳蔡襄记。”六一先生跋云：“蔡君谟，博学君子也，于书尤称精鉴。予所藏书，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谓道护所书如此。隋之晚年，书学尤盛，吾家率更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而往往不著名字，每执卷惘然，为之叹息，惟道护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录千卷，止有此尔。有太学官杨褒者，喜收书画，独得其所书《兴国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君谟所谓杨家本者是也。欲求其本，为不知碑所在，然不难得则不足为佳物。古人亦云“百不为多，一不为少”者，谓此也。治平元年立春后一日太庙斋宫书。”以上七事见欧《跋》，不载《集》中。
韩退之文二首，不见于《集》，得于汪达道家，《潮州谢孔夫子戣状》：“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某贬刺史，特加优礼，以州小俸薄，虑有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