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则所以学之也。若夫修身、处世、接物之条，皆在所后焉。盖人伦之至理，命于天则谓性，率于性则谓道。性与天道，乃学问之大原，而其实不过于人伦日用之间，各尽其当然之实，自可以为天下后世法。如《中庸》一书，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言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至于无声无臭至矣，无以复加矣。而其中之得力，则实在三达德（三达德：三种常行的美德。《中庸》：“智、仁、通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以行五达道（达道：人所共知之道。《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以驯至乎其极而已，岂有他哉？然人伦固在所重，而孝为百行之原，则又五伦之本也。人能善事父母，必笃于兄弟，和于妻子。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至性厚者，朋友亦不薄，以至明察天地，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何一而非孝之所推暨乎？倘身列喜墙，而门内多惭，至性菲薄，以视反哺之鸟、跪乳之羊，物且不如矣，安望其忠君、信友、亲亲、长长也哉！清夜自思，何以为人，何以为子，更何以谓之学者，可不惕然而知所重耶？
二曰端志向
志者，心之所至也。凡人心之此之彼，志必先为之向道，而后心乃从之而往也。如行路者，欲往东，志必先向东而志；欲往西，志必先往西而行。是志之有向，正如射者之有鹄也。故学者之志，未有所向不端而可以有为也。《礼》曰“一年离经辨志。”盖言童稚就傅之年，必先使之志向先端，而后可以渐进，以至于智虑通达，而为大成之候也。即如孔子，至圣也，亦必自十五志学，而后能从心所欲不逾矩。朱子曰：“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之不立，直是无着处。”世人读书，不志道德而志功名，所向已差了。况所称功名，亦只是科第耳，官爵耳，非真欲建功立名以垂不朽也。以富贵为功名，富贵之外，复有何求？趋向不端，宜所学者皆非也。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正在于此。今生童中尽有颖异之资，止是志向不专，为习俗所染，未能捭脱。即勉强从学，或作或辍，口身之功且难，更何有于心性之学？光阴坐废，卒无成就，殊可惜也！试观汉儒董仲舒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三载不一窥家园；宋范文正公断齑划粥，勤学励学，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此何等志向也，尔诸生可不勉哉？
三曰辨理欲
凡人莫不有性，性即理也。性发而为情，情动而欲生焉。此危微之介，圣狂之分也，而可不辨乎哉？刘子云：“烟生于火而烟□火，冰生于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贞则情销，情炽则性灭。是以珠明而尘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欲不能染也。”又曰：“将收情欲，先敛五关（五关：耳、目、口、鼻、身，谓之五关。）。”盖言五关不破，五德（五德：指人的五种品质，儒家以温、良、恭、俭、让为士人修身五德。）不得而入也。即如孔子论人，必先从富贵贫贱说起者。夫人必能富贵不处，贫贱不去，则取舍之分明；取舍之分明，斯存养之功密，庶可渐至终食不遗仁，而造次颠沛必于是也。学者果能于此间辨得明，守得定，壁立千仞之上，何难与圣人同归也哉！《东庄学约》有云：“米盐妻子，庶事应酬，以道心处之，无非道者。苟使萦怀豪杰，志气不难因以捐尽。彼如应举一事，在明理者入场赴考，认题作文，不过将平日之学养，发圣贤之道理，至于取中与否，则听其在天，毫无侥幸之想。”今人则一团欲心，入场必思诡遇；拟题滥本，无所不至。朱子曰：“非科举之累人，人自累科举耳。”又云：“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亦必应举，岂能累孔子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有如此者，可不辨乎？
四曰励躬行
吕献可尝言：“读书不须多，读得一字，行得一字。”伊川程子亦尝曰：“读书一尺，不知行得一寸。”盖读书不力行，只是说话也。今人生圣贤之后，凡我身之所未行者，皆古人之所已行，而笔之于书者也。故诵读时，不可看作书是书，我是我，书与我两不相干。必如朱子所云，“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己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察，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为有益。又如颜子所云：“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软，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受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本，敬为身基，瞿然自失，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重义轻财，少思寡欲，忌盈恶满，周贫恤匮，赧然悔耻，积而能散也。”引而申之，推而广之，事事皆本古人之成法做去。即读得一句、行得一句矣，不亦躬行实践之君子也哉！
五曰尊师友
传道解惑，莫过于师；劝善规过，必资于友。是师友者，乃人生德业之所藉以成就者也。《书》曰：“主善为师。”又曰：“师道立，则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