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礼让乃所以自尊。自贵自尊皆为己之学，非为人也。羞恶之心根于天性，扩而充之，即宅仁由义之行。孟子曰：人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除其不蠲，保其良贵，则光大高明，凡人世之秽浊，举不得染乎其身，非自贵而何？动作威仪之则，受生于天地而具焉。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正衣冠，尊瞻视，则惰慢之气远于身体，揖逊之道摄于友朋，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也，非自尊而何？然礼法虽人所易忽，谨厚者尚能循而勿失廉耻，则非有坚志强力以持之，鲜不渝矣。愚性薄质钝，德凉学荒，闻道恨晚，年与时驰，欲然愧无以裨益于多士，然区区之忱，犹愿与诸生相切劘，厉廉隅，习名教，以求无弃于君子儒而已，因述《义利辨》、《科举论》、《知耻说》三篇，为诸生警心之助，幸共勉旃。
义利辨
昔者孔子恶乡愿，孟子辟杨墨，韩子辟佛，程张朱子辟禅学，皆所以正人心，拯流弊而挽其狂澜者也。虽然杨墨以下，其人率能严取与，谨出处，与夫陋儒薄夫相去千里，所惜者学术之差耳。今则皆无患此，非其学术之胜于昔也，举世攘攘熙熙，为利往来，耽耽跾跾而无所止，尚何暇伪忠信，貌廉洁，标为我兼爱，与讲明心见性之学哉？然则，今世之药石，在乎明义利之辨而已矣。
古之时义与利未尝分也，故易之为。《书》多言利，曰元亨利贞，曰利见大人，曰利建侯，曰利用刑人，曰利御寇，曰利涉大川，曰利用行师，曰利用宾于王，曰利用狱，曰利有攸往。言利莫若《易》详也。《尚书·盘庚》曰视民利用迁，《周官》曰主以利得民，《春秋》传曰礼序民人，利后嗣。又曰上思利民。六经莫不善言利。盖古者利与义合，故《易》文言曰：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惟以利，物为利无利非义矣。春秋之时，利始与义分；《论语》曰君子喻于义，小入喻于利。故孔子罕言利。战国之时，知有利而不知有义，故孟子力屏绝之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然又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则仁义曷尝不利哉？后世知有利而不知有害，然利己必至于害人，害人者未有不害己。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程子曰：利者众之所同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贪之甚，则昏蔽而忘理义；求之极，则争夺而致怨仇。然则，后世所谓利者，皆祸之阱耳，与六经之言岂不相背而驰哉！今天下之汲汲于求利者众矣，其得与失非一端，有立谈而弋取，亦有穷老尽气而不一获，非得失之有命也耶？然将语人曰，利不可得，则人必漠然不应；为正告之曰，尔所为皆祸之阱也，则人变乎色而怵于心矣。变乎色而怵于心，然后可以去利而返之义矣。夫义之与利，争之也微，则平旦分舜跖；执之也勇，则懦夫为夷齐。古之人修其天爵（天爵：自然的爵位，与下文表示官爵的人爵相对应。“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而人爵从之，岂有所动于其中哉！仁义忠信积于身，故位禄闻誉轻于世；道德问学崇其实，故膏粱文绣绌其华；廉耻名节爱其荣，故腥臊垢浊畏其浼。虽有以利饴之者，奚由而夺志焉？是故学者之于义利辨之不可不蚤辨也。辨之如何？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无适而非义，为人者无适而非利，精察于一义一利之间，无欲，其所不欲无为，其所不为于动静之幾，惧薰莸之反，揜于毫厘之介，惧黑白之相淆，义之所存，虽害不恤；义所不存，虽利不谋，则内外均有以用其力，而日救过之不暇矣。及其存养既深，诚洞乎义乐而利之危，则能安贫贱，守进退，异于智穷力索而自己者也。此其人知有义而已焉，知所谓利哉。然而，穷不能滥，富不能淫，威不能屈，祸不能加，则有利而无害焉。孝弟称于乡党，敬信行于蛮貊，言而为天下道，动而为天下则，则无义而不利焉。正谊明道之学，孰加乎是。不然，为士者患得而骛利，患得愈甚，骛利愈炽，吾恐舍义而求利者涉羊肠以凿险巇（险巇：险阻崎岖，形容山险。），履荆榛以伤腓胫（腓胫：腿脚之肉。），所欲不可遂也。纵令遂其所欲，然而非义之利，如饮酖毒，始虽甘之，终必溃肠裂胃，如聚盗赃，骤虽饱之，瞬则被刑陨躯，其害有不可胜道者矣，何利之足云。
科举论
余既为义利辨，冀有以正人心而挽风俗也。然愚以为后世天下之溺于利者，莫烈于庠序科举之士，而农工商贾不与焉。何也？农以收获为利，然非力穑则无以食人，工以既廪为利，然非饬材则无以善事；商贾以奇赢为利，然非阜通则无以均输。彼其人之贤否，非有系于国家之重轻也。终日皇，皇固曰惟利是求，顾其所利者，犹皆以利天下之日用而不自私，是亦未尝不挟义以偕行者也。士则不然，其所业皆日从事圣贤之书，而所趣无异乎市井之行；其人皆国家所待之兴贤兴能以收股肱耳目之用者也，而自束发受经以迄筮仕，谬曰求名，而终日皇皇鲜不为利而忘义，安望成德达材，与夫气节功名有裨于世哉？且挟其聪明材力，竭谋利之术，什倍于农工商贾，而其患中于家国天下，则家国天下大不利。苏秦以祸齐，李斯以祸秦，孔仅、东郭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