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日本首相伊藤伯爵于广岛和议不成之后回至东京，在下议政院宣言曰：『照战后现在情形而论，不知和议何时能成。从前所筹兵费，恐因日后战事不休，必将告罄；是以不得不请诸公预先筹及』等语。据此而言，是第一次国债洋一百五十兆元当时尚未用尽，非至战事不休，一时无从告罄。且日本字新报内称：新筹之款，现在并无用处；须待至西历本年六、七月间，方需此款。首相伊藤乘议院未散之先，令其预筹，并非一时急用也等语。西历本年二月二十三日，东京英字新报云：第一次国债洋一百五十兆元，中有五十兆元股票尚未销售；其八十兆元股票虽经售出，而银洋究未收齐等语。此外，尚有民间报效之款－－如大藏省存款、所借国债等项，统共合算，日本与中国用兵所费迄今似必不能过一百五十兆元之数。且日本此次用兵既已得胜，所得中国兵船、军械、军需折价，为数甚钜；自应从拟赔兵费中划出扣除。且限年赔费复行计息，更属过重不公；亦难照办。本款既钜，复以子母相权；中国财力有限，曷克胜此！尚望贵大臣详细思之。
四、通商权利。此款专索通商权利，情节极为繁重，非一时所能遍加考核。以下所陈各节，只照现时所见得及者而言，随后自应商酌增改。惟望贵大臣览此说帖，便知此款中国既有可以照准之处，亦即有必加更改之处，方能照准也。前此通商条约，一经开战，即作罢论。和局既成，自应另立新约。中国之意，亦愿以中国与各国现行之条约章程作为底本；惟开端，应将「两国优待，彼此相同」一句叙入第一条。第二条应答之语，现请暂缓作覆。第三条「据将子口半税减作值百抽二五，并据将一切税钞豁除」等语，查子口半税本系值百抽二五，今将五数除去，是每百两除去五钱。查日本此约，拟向中国索赔兵费钜款，非中国现时财力所能胜任；所有中国饷源，不但不当令其壅塞，且应为之代筹开源之法：是议减税，不如议加税矣。且现在日本方与欧、美各国修约加增税则，岂有令中国将本来甚轻之税再行减轻之理！至洋货一经进口卖与华人之后，尚欲令其免纳一切税钞，此为各国公使久在北京历年要求而不得者；盖所谓「并无公道」故也。最保通商权利者，莫如英国；最善谋利者，莫如英国之商人。英商屡怂恿其公使以免厘为请，迄无成议者；以其短于理也。英国公使额尔金带兵进京，盘踞都城，以战胜攻取自居，气焰甚大；要盟之下，何求不得！而不肯以洋货免厘为请；曰：『洋货既入华人之手，英人何能保其免纳厘金。此理所未解，是以不愿为之代请』。此语见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英国修定天津条约蓝皮书」第四百四十三页，英国通商部所以监理英国与各国通商之事者也。英国外部令其查核此事，亦云：『洋货既入华人之手，尚欲令其免纳厘金，英国国家不当为其代请。查通商条约并无此款，内地土货既应遇卡抽厘，洋货何能独免！纵条约显有此语，亦不可遵；何况并无此约』（见以上「蓝皮书」第三百四十七页）。威妥玛驻京充当英国公使甚久，人甚能干，中国商务极为熟悉；常谓『厘金一税，与英国之进款税相仿；外人何可挑剔！国家所入不敷所出，自有随时征税之权；旁人何可厚非！今若令各省督、抚将厘金除去，用费将从何出！如令中国商人领有洋人之护照，便可在中国境内运货纵横无阻，其理更为不公』云云（见以上「蓝皮书」四百四十四页、四百四十七页）。以上数公所陈之说，极为秉公合理。想贵大臣见之，亦必深以为然，自可将此款更改，只令洋货在洋商之手时方行免厘。此系照最优待之国之约章办理，日本亦应足意。第四款所陈之事，无论是否公道，即以办事谨慎而言，亦未见其得计。夫洋商既非地方官所能管辖，而竟深入内地暂行居住；距通商口岸既远，该国领事鞭长莫及，地方官更觉为难。从前英商亦以此事为请，威妥玛告之曰：『此事贪多务得，我万不能准；洋商既不归地方官管辖，即不应请办此事。如洋商聚集内地太多，势将购地作为租界，岂非又添枝节』云云（见以上「蓝皮书」第四百三十五页、四百四十九页）。第六条所指之利益，系指机器进口、改造土货而言；驻北京各国公使久经议过，未邀准行。洋商在中国改造土货，久有例禁。各国以此系中国自主之权，亦即听从中国。如准洋商在华改造土货，势必尽夺小民生计；于华商所设制造厂所，极有妨碍：国家自不能不出力保护。此事关系中国经久章程各国公共之事，不能因一时战争，遽行更改也。至日本国臣民在华改造土货、运入内地免完税课一节，于向例既有歧异，即属窒碍难行。如果中国以此等利益准予日本，各国皆援「一体均沾」之例，则华商之制造厂所立即挤倒矣。第八款末云：「但通商行船约章未经批准交换以前，日本国仍不撒回军队」等语；此款既不公道，又属过虑。第六款内本有「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等与清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等语；既有此款作保，即不必以不撤军队为词。
以上各节，系本大臣将贵大臣交来和约底稿细加察阅之意见；所限时日无多，伤病又未平复，本大臣今已力疾作复，如此直言无隐，似亦不能再求详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