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术，而西洋各国之所稔知。凡与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益严，疑之益深，顾未闻有幸其灾而乐其祸者，职是故耳。又或者谓连结欧州各邦，足以怵俄人而夺其气。是固欲以战国之陈言，复见诸今日之行事。不知今日东西各国之君，非犹是战国时之君，各国之政，非犹是战国时之政也，各邦虽不尽民主，而政则皆于议院主持。军旅大事，尤必众心齐一，始克有成。今日之使臣，虽得辩如苏张，智如随陆，亦不能遍赴各国议院之人而说之。即令激之以可怒，动之以可欲，一旦奋兴，慨然相助；试思事定之后，又将何以厌其求？曩者俄土之役，英人助土以拒俄，大会柏灵，义声昭著；卒之以义始者，实以利终，俄兵未出境，而赛卜勒士一岛，已入英人图籍矣。况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犹有协以谋我之势。何也，一邦获利，各国均沾。彼方逐逐耽耽，环而相伺之不暇，岂肯显违公法，出一旅以相助？是战之一说，今固未易言也。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一隅之地耳，多予金钱，多予商利以获之，是得边地而溃腹心，不如弃之，亦足守我所固有。伏维我朝自开国以来，所以经营西域者至矣。康熙、雍正之间，运饷屯兵，且战且守，边民不得安处，中原不胜劳敝。而我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终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从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第就西域而论，英法人谓伊犁全境，为中国镇守新疆一大炮台。细察形势，良非虚语。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而说者又为姑纾吾力，以俟后图。然则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抑任其逍遥境上乎？召之使回，而经界未明，边疆难保无事。设有缓急，不惟仓卒无以应变，即招集亦且维艰。任其久留，则转饷浩繁，不可以久持也。夫使岁费不资，而终归有用，犹之可也。若竭天下之力，以注重西陲，历时既久，相持之势，渐有变迁，典兵者非复旧人，将帅之筹划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诚恐虚麋饷糈，仍归无用。而海防之规模，亦因之不能逐渐开展，则贻误实大。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妥筹全局，不可视为日后之事，而忽之者也。我皇太后、皇上悯念遗黎，不忍令其复遭荼毒，遣派微臣，思有以保全二百年来之和局，则微臣今日之辩论，仍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三端之中，偿款固其小焉者也。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则通商一端，亦似较分界为稍轻。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常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常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两全，此有所益，则彼有所损。是以定约之际，其慎其难。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损益，不可逆睹。或开办乃见端倪，或开办乃分利弊，或两有所益，或互有损益，或偏有所损，或两有所损。是以定约之时，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中国自与西洋立约以来，每值修约之年，该公使等必多方要挟，一似数年修改之说，专为彼族留不尽之途，而于中华毫无利益者。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诚能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之不善，正赖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俄约经崇厚议定，中国诚为显受亏损。然必欲一时全数更张，则虽施之西洋至小极弱之国，犹恐难于就我范围。俄人桀骜狙诈，无端尚且生风，今我已定之约，忽云翻异，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圜之路，中国人设身处地，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臣之愚，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而采用李鸿章立法用人之说以补救之。如更有不善，则俟诸异日之修改。得失虽暂未公平，彼此宜互相迁就，庶和局终可保全，不遽决裂。然犹须从容辩论，虚与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议也。俄约之准驳，应经廷臣分别奏明，而臣未至彼都，以先进通融之说，未免迹涉畏葸，以致物议沸腾。顾臣窃思之，秉一定之规模，但责臣以传答两国之语言，胪列应驳之条，屡辩而力争之，事之成败，非所敢知。是臣之责任，较轻于臣之私计。伏念微臣世受国恩，滥跻卿贰，即使身在事外，苟有一知半解，犹宜尽献萏荛，以备采择。况既膺使职，责任攸归，岂敢缄默唯阿，卤莽从事，自避嫌疑之谤，上贻宵旰之忧。臣所鳃鳃过虑者，窃恐廷臣所议，除偿款以外，所有通商分界各条，逐条均须驳改。在议者固属荡荡平平之道，堂堂正正之辞也。然言经而不言权，论理而不论势，俄人之必不见矣，则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如此则日后之事，不外三途：一曰俄人不允，则称干比戈，声罪致讨，此战之说也。庙堂自有胜算，非使臣之所敢议也。一曰俄人不允，则暂弃伊犁，存而不论，此守之说也。是边界不可稍让，而全境转可尽让也，臣亦未敢以为是也。一曰俄人不允，然后取现今之所驳者，陆续酌允，委曲求全，此和之说也。然则目前之所驳，是姑就吾华之公论，聊以尝试之耳。尝试不效，乃复许之。此市井售物抬价之术，非圣朝所以敦信义，以驭远人之道也。俄人本以夸诈为能事，若此时逐条驳改，日后又不得已而允，则将益启其狡谲之谋，且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