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笑谈至暮，酒食未具，仍各枵腹。故叶鞠裳太史即席赋诗，有"绝似东坡毳字谜，清谈枵腹生槐龙"之句（自注：未携行厨，客至无馔，嗣召庆余堂，咄嗟立办）。
同治末造，时局大定，朝中诸老辈，以宏奖风流自任。所谓各怀意见，亦皆学术文字之攻击，初非植党逞私之倾轧也。观龙树寺大会，尚有承平气象。
自同治末迄光绪初，此数年间，乃为南北清流发生最大磨擦之关键。闻之樊樊山曰："南派以李莼客为魁首，北派以张之洞为领袖，南派推尊潘伯寅，北派推尊李鸿藻，实则潘李二人，未居党首，不过李越缦与张之洞私见不相洽，附和者遇事生风，演成此种局面耳。越缦与予（樊山自称）最善，予以翰林院庶吉士从彼受学，知予亦香涛门人，对予大起违言，由其满腹牢骚，逼仄所至，不知实有害于当时朝士之风气也。"按：两派之争，越缦殊郁郁不得志，科名远不如香涛，所以执名流之牛耳者，不过本其经史百家诗文之学，号召同俦。至于体国经野，中外形势，国家大政，则所知有限，实一纯粹读书之儒，不能守其所长，乃以己见侈谈国事，宜香涛诸人不敢亲近。但越缦则自以为可以左右朝政，乃与邓承修诸御史主持弹章，声应气求，藉泄其愤。乃身为御史，反无丝毫建树，讥之者，谓越缦得此官，愿望已足矣。综观《越缦日记》，大略可征。
张之洞于同治九年，始与陈韬庵宝琛、王廉生懿荣订交，皆一时文学侍从之臣。十二年，即任四川学政。光绪二年回京，乃与丰润张佩纶，因穆宗升位次一折相识而论交，自此以后，李、张更势成水火，不复有回旋余地，清流名号，遂为越缦攻击之口头禅。清流党者，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张树声之子，为牛毛上之跳蚤（此亦樊山述越缦之批评）。香涛、韬庵诸人，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此越缦派人所不能为，故嫉忌愈甚。
二张与陈所上奏摺，如穆宗升拊疏，黄漱兰陈时政得失疏，抑宦官疏，四川诬民为逆疏，直言不宜沮抑奏请修省弭灾疏，陈俄约贻害请修武备疏，治崇厚罪疏，请派曾纪泽赴俄另议疏，奏陈练兵筹饷策，奏陈边防疏，中俄划界疏，海防江防疏，劾刘坤一疏，慎重东南疆寄西北界务疏等，多香涛、韬庵诸人合议之作。未几，香涛任山西巡抚，后调两广总督，韬庵任南洋军务会办，降级。清流党皆出京，攻击者亦从此告止。越缦则交接言官，主持朝政，气量狭小，终无所建白。
绍兴师爷的妙计
曾国荃为两江总督时，江西奉新许仙屏振为江宁潘司，国藩已逝，许故国藩大营门生也。国茎与振交恶，两方门客，多造蜚语，致国荃必去振以快意，乃具摺特参振。向例总督奏参三司，廷议无不准者，况国荃为有大功之重臣，被参者更难幸免。摺稿拟就，尚未拜发，事闻于振，亟求策于藩署聘理刑钱之绍兴师爷某。某曰："事已急，非可以言解，只能以情动也。"爰与许定计，迅购金陵大府第一所，一面日夜动工修茸，为书院式；一面会集当地绅耆，及国藩门下在南京者，设立文正书院，教诲诸士，俾不忘国藩功德学行，即所以报先师于万一。即日书院落成，行上额开院礼，恭请国荃莅临。国荃以乃兄之故，又因地方耆宿及国藩门下多人均参与其事，虽怨许，义不能不至。当日群请国荃上书院匾额，振自为对联，悬国藩遗像左右，并伏地痛哭，情极哀挚。联曰："瞻拜我惟余涕泪，生平公本爱湖山。"国荃在场，亦为之堕泪太息。
礼毕，振曰："予受先师教诲知遇之恩，毕生难报，先师已矣，愿两江人士，不忘先师功德在民，刻志求学，继先师之学行。制军为先师介弟，见制军，如见先师也。"国荃归，罢拟参稿。有以谗言进者，国荃曰："振虽不理于人口，参之，使我对先兄有凄歉之意。"此段公案，鹤亭前辈曾亲见之，谓绍兴师爷真能出奇计以拯人之厄也。
瞿子玖开缺始末
瞿大军机鸿禨，字子玖，湖南善化人。俗传貌似同治，故西太后慈眷甚隆，拔擢异数。两宫出奔西安，鸿禨随至，得入军机。张百熙后至，不得入。故瞿、张异县同城，颇有意见。鸿禨在军机，有拥肃王倒庆王之意，又欲引岑春煊入军机以对袁世凯。肃王、鸿禨、春煊，皆称扈驾西行有功之臣，自成一党；庆王、袁世凯、张百熙，又自成一党也。百熙为世凯儿女姻亲，任邮传部尚书；左侍郎胡，右侍郎唐绍仪，皆袁世凯党，御史马吉樟奏参邮传部张百熙等，后以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瞿所支持。庆王、世凯大愤，不一月出为两广总督，陈璧继任，两党倾轧开始，光绪三十三年事也。
未几，御史赵启霖奏参庆王及段芝贵献杨翠喜于振贝子各案。越启霖虽获罪出京，庆王之贪污暴露，对西太后颇受影响，人言啧啧，谓系瞿子玖报复所为。西太后遂面谕瞿鸿禨，有"庆王声名外间甚坏，汝在军机处，宜多负责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