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斋集》中记载甚详。后梅伯言身在金陵，京师古文家太息伤感之文词甚夥。迨叶名琛事败，润臣亦出京，桐城古文家之帜遂倒。降及同光，张裕钊、吴汝纶之流，尚承道咸朝士遗风焉。
晚清朝士风尚 诗人荟集都下
当时诗坛，以名高位重之祁寓藻、陶澍、张祥河等为领袖，荟集都下，仍以叶氏桥西邸宅为集会之所。时京中如宗涤楼（稷辰）、孔绣山、蒋通伯等数十名流，皆桥西座上客也。最推重者，为扬州潘四梅（德辅），亦如梅伯言之例，迎来京师。观冯志沂"微尚斋"、叶名澧"敦夙好斋"及宗涤楼诸家集，本末具在。名琛获谴，诗坛亦寂然。
晚清朝士风尚 理学身体力行
当时倭仁（艮峰）提倡宋学于上，曾国藩涤生奉为表率，湘儒唐镜海（鉴）为理学名宦，得其拔识，待以殊礼。其乡人罗罗山等大讲理学于湘中，后湘军遂以治理学者为干城。国藩一生不能逃出理学窠臼。国藩于湖北汉阳刘传莹，推为理学正宗，传莹年少于国藩，国藩始终以师友礼之。常曰："予交流中，传莹对于宋学，身体力行，光风霁月，毫无造作，真笃行君子也。惜天不予年，刻其遗书于集中。"同光以还，治宋学之风气衰矣。
晚清朝士风尚 舆地史学崛起
当时诸贤，承乾嘉学者训诂、考订、校勘之后，毅然别开门面，有志于辽、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之学。于是张石洲（穆）、何愿船、徐星伯蔚然崛起，观《朔方备乘》、《西北考略》、《和林金石考》、宁古塔诸志，皆足证注辽、金、元三史。李若农文田等，又研究西北金石，辅翼史料，私淑前人。后至同光，流风未坠，皆以研究西北舆地为最趋时之学。洪文卿出使大臣，译元史遗闻证补，自命以俄人史料，足征蒙古朝之文献，总理衙门颁行，成为官书。自兹以降，新化邹代钧、顺德马季立、宜都杨守敬，联合日本史地学会坪井马九三之流，创为《读史舆图》，绍道咸学风所尚而扩大之。山东王树冉之《新元史》，沈曾植之西北著述，远祖道咸，近开史派。王、沈云亡，治西北舆地史学，于焉告终。
道咸间西北史地学盛时，魏默深源，别树一帜，为东南海疆成《海国图志》一书。故谈辽、金、元史地者，京师以张穆等为滥觞；论东南西南海史地者，以魏默深等为先河。其后海禁大开，魏默深之从者日众，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诸家著述俱在。盖默深著书，名曰舆地，以其援引秦汉史籍，博引证明，实兼海国、舆地、历史为一也，其体例颇合近代著史之法。
按：道咸朝官，尚讲求学问文字，虽吏治窳败，军事废弛，因循苟且，民怨沸腾，特士大夫尚鲜奔竞卑鄙之风。故太平天国奄有东南，捻回起事西北，卒能削平大乱，自诩"中兴"者，大半皆当时朝宫中笃行励学之士有以启之也。
晚清朝士风尚 学业功名分两派
自洪杨军兴以后，朝士出处，亦分为二派：一为出京从军，有志立功名之朝士；一为在京谈科名，负文学重望之朝士。而在京朝士之中，又分为两派：其一为讲求学问之朝官，其一为左右时政之朝官。前者演成同光间南北两派清流之争，后者又形成朋党之祸。阅李莼客《越缦堂日记》、《张之洞全书》，王壬秋所著书，及李鸿藻、潘伯寅等著作，以至各家记载，可知当时之风气。
功业派之朝士，分为二类：在外者自咸同军兴，曾国藩以大官重望，设湘军大营于石门，在籍翰林李鸿章等均出其幕府。后湘军、淮军中，朝官甚多，知名之士亦夥，人文荟萃，在外成一重镇，后又成为北洋、南洋幕中人物。流衍所及，光绪中叶，号称直督、鄂督幕府人物，可谓为朝士归宿之所。
在内者则有肃顺，主持军机，重用汉人，轻视满人；幕中如王运、李寿蓉、高心夔、黄锡焘等，号为"肃门五君子"。朝中大官，亦多依附。曾、左能成功于外，肃顺实左右之。居间为肃邸置驿以通曾国藩诸人者，王壬秋之力也。时京师朝士风气，以干与军国大事者为人物，以明通用人行政者为贤达，纵横捭阖，气大如虹。如李莼客之流，不过视为文学侍从之臣而已。未几，咸丰死于热河，肃、端治罪。党于肃顺之达官文士，或放或逃，朝中要人，以朋党为厉禁，京师风气，一变而为谈诗文、讲学业。故李莼客、赵叔诸人，亦为滂喜老人所推重，造成诋毁相交，标榜相尚，举朝皆文人墨客矣。
至于科名派之朝士，则在同治初叶。张之洞入都，以癸亥中式会试，旋得探花，六年充浙江副考官，简放湖北学政。此数年间，京师朝士尚学之风，为之一变。虽以李莼客之愤然自称"额外郎中补缺五千年"，亦与张之洞为文字推重之交。当时潘伯寅位高望重，提创于上，张之洞等左右名流，接纳于下。李莼客等虽性情乖僻，亦为主持风雅者所拉拢。只有学问上之派别，而不相倾陷，亦因肃党消除以后，人怀疑惧。东南、西北初定，人皆埋头以取科名，朝士雍容进取之度，于此时见之。顾文人相轻，自古已然，及同光间，而南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