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本祸上有构”。“上”乃“下”之讹。又，隐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疏：“贬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闽、监、毛本“言”俱讹“者”。《校勘记》但出“氏者，起其世也”，脱去“贬去名者”四字，而云：鄂本“者”作“言”是，误改下“者”字为“言”矣。
△春秋穀梁传六卷（宋刊残本）
原书十二卷，每公为一卷，与《唐石经》合，今存宣公以後六卷。首行题“《春秋穀梁传》第七”，次行题“范甯集解”。每卷末有《经》、《传》、注、音义字数。又曰“仁仲比校讫”。第九卷末曰“余仁仲刊于家塾”。第十二卷末曰“国学进士余仁仲校正，国学进士刘子庚、陈几、张甫同校，奉议郎签书武安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陈应行参校”，共五行。又有分书墨图记曰：“余氏万卷堂藏书记。”每半叶十一行，注双行，行大字十九，小字廿七。“匡”、“恒”字阙笔。所附《释文》，专用音反，不全录。其足据以订注疏本之讹者，已详阮氏《校勘记》，所引何氏煌校本中“何氏所见”，即属此本。其字画端谨，楮墨精妙，为当时初印佳本，虽非全帙，固足贵也。卷七首叶有白文方印曰“虚中印”。
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春秋穀梁疏七卷（钞残本）
题：“唐国子四门助教杨士勋撰。”原书十二卷，今存卷六文公起至卷十二哀公止。分卷与《唐石经》合。书中《传注》，一一标明，间有“释曰”二字。所标起止与注疏本亦有不同处，或曰某某至某某，或曰某某云云，或举全句，通体不提行，惟每段空一字标起止，後又空一字，间有不空者，想钞时误连之也。旧为章邱李中麓氏藏本，字迹甚旧，有朱笔校改处。今归邑中张君伯夏，从之借录，以注疏本校覈一过，胜处实多。如，文十一年“眉见於轼”，疏校标注“高三尺三寸”，原与上“身横九亩”疏标注“五丈四尺”另为一条；今注疏本误连上录之，遂与本注相离，其实杨氏原书不误也。成十四年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疏“公即位，下文即云，公子遂如齐逆女”，十行本脱“即位下文”四字，毛本脱“下文即云”四字，《校勘记》谓“十行本脱七字”，亦误也。成十六年，“会于沙随”疏标“《传》讥在诸侯也”六字另为一条，注疏本溷入上文“战于鄢陵”疏中，大谬矣。襄五年，注疏本标“叔孙豹、缯世子巫如晋”，《校勘记》谓此句当在下文“《公羊》以缯世子巫”之上，以标起止为非。今案：此本亦标“叔孙豹至如晋”六字，而《公羊》句上并无叔孙豹云云，《校勘记》引单疏本，止据何小山校本而未见原本，故其说相歧。襄三十年，“宋灾，伯姬卒”《传》疏“共公卒虽日久，姬能守夫在之贞”，注疏本“夫在”作“灾死”，与上句不相应矣。定十年，“公会齐侯于颊谷”疏“若非孔子，必以白刃丧其瞻核，焉敢直视齐侯行法杀戮”，“瞻核”，当是察视意，与下“直视”相应。十行本“瞻”误为“胆”，闽、监、毛本承之，改“核”为“胲”，一误再误，至“焉”字又误“矣”字，下并不成句矣。其馀字句，足订脱误者，已详《校勘记》与张氏《藏书志》中，不复赘述。
△监本附音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宋刊本）
此本首行较闽、监、毛本多“监本附音序”五字。次行题“国子四门助教杨士勋撰”，三行题“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赠齐州刺史吴县开国男陆德明释文”，亦与闽、监、毛本异，何氏煌谓“宋南监本”，是也。前有范氏《集解序》，每半叶十行，行十七字，注、疏俱双行，行二十三字，版心有大小字数、刊字人名。《经传》不别，如“元年春王正月”，即接《传》文，不标《传》字，与《石经》合。《传》下《集解》亦不标“注”字，惟疏文则冠一大“疏”字於上。今以阮氏重刊本对校，著其异於篇。
“春秋穀梁传序”疏“亦既《经传》共文”。何校本同。重刊本“共”误“其”。“故曰《穀梁传》，传孙卿”。与毛本同。重刊本“传”字不重。“卿传鲁人申公”“卿”上重刊本衍“孙”字。“博示同异也”。“博”重刊本作“传”。案：《序》云，“博示诸儒同异之说”，则作“博”是。“是以”至“疵厉”疏“朓则侯王其荼”。何校本同。重刊本“荼”误“恭”。“三川震”。毛本同。重刊本“三”误“二”。“盖诲”至“者渐”疏“愚主不能用也”。“主”重刊本作“上”。
隐公元年注“隐公”至“月也”疏“《公羊》又云”。“云”重刊本作“引”。“受今王之历”。“受”重刊本作“用”。“杖大义”。“杖”重刊本作“仗”。“仪字也”节注“末王命”。“末”重刊本作“未”。
二年注“凡年”至“例时”疏“年时月皆备”。“备”重刊本误“借”。注“无此”至“戎乎”疏“司马主断割也”。“割”重刊本作“制”。
七年“戎者卫也”节注“讳执言以归”。“讳”重刊本误“韩”。
桓公元年注“杜预”至“於策”疏“即位必待逾年”。“待”重刊本误“持”。
八年“祭公来”节注“在郃之阳”。与《释文》合。重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