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解者，可以类推，必由后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窦耳。晁公武《读书志》曰，刘向所校本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考李善注陆机《猛虎行》曰，江邃《文释》引《管子》云，夫士怀耿介之心，不荫恶木之枝，恶木尚能耻之，况与恶人同处？今检《管子》，近亡数篇，恐是亡篇之内而邃见之。则唐初已非完本矣。明梅士享所刊，又复颠倒其篇次。如以牧民解附牧民篇下，形势解附形势篇下之类，不一而足，弥为窜乱失真。此本为万历壬午赵用贤所刊，称由宋本翻雕。前有绍兴己未张嵲后跋云，舛脱甚众，颇为是正。用贤序又云，正其脱误者逾三万言。则屡经点窜，已非刘向所校之旧，然终愈於他氏所妄更者，在近代犹善本也。旧有房玄龄注，晁公武以为尹知章所托，然考《唐书艺文志》，玄龄注《管子》不著录，而所载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则知章本未托名，殆后人以知章人微，玄龄名重，改题之以炫俗耳。案《旧唐书》，知章，绛州翼城人。神龙初，官太常博士。睿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转国子博士。有《孝经注》、《老子注》，今并不传，惟此注藉元龄之名以存。其文浅陋，颇不足采。然蔡绦《铁围山丛谈》，载苏轼、苏辙同入省试，有一题轼不得其出处，辙以笔一卓而以口吹之，轼因悟出《管子注》。则宋时亦采以命题试士矣。且古来无他注本，明刘绩所补注，亦仅小有纠正，未足相代。故仍旧本录之焉。
△《管子补注》二十四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明刘绩撰。绩有《三礼图》，已著录。《管子》旧注，颇为疏略。故宋张嵲跋其后曰，《管子》书多古字，如专作抟，忒作貣，宥作侑，况作兄，释作泽，此类甚众。《大匡》载召忽语曰：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注乃谓召忽呼管仲为兄。曰泽命不渝，注乃以为恩泽之命。不可遍举。黄震《日抄》亦曰，《管子》注释，最多牴牾。四伤之篇，误名百匿，而以四伤名七法之篇。
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虚守静，人物则皇，其后方之图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参对以夜虚为句，守静人物自为句，乃以人物则皇为句，而曲为之说曰，听候人物也。幼官五图，以形生理为句，而中央之注，独以形生属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为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后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以相为匿是为句，而曲为之说曰，匿公是而不行也。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乃释云，可以分与财者贤人也。立政之章曰，道涂无行禽，指人言之，谓其为能行之禽耳。乃释云无禽兽之行。版法篇云，悦在施爱有众在废私，今因阙文而云悦在施有众在废私不成文矣云云。其抉摘皆中理。
绩本之以作是注，故於旧解颇有匡正。皆附於原注之后，以绩按别之。虽其循文诠解，於训诂亦罕所考订，而推求意义，务求明惬，较原注所得则已多矣。案明有两刘绩，一为山阴人，字孟熙。《千顷堂书目》载此书於绩名下，注江夏人，则为字用熙者无疑。坊刻或题曰宋刘绩，误也。
△《邓析子》一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周邓析撰。析，郑人。《列子力命篇》曰：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
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刘歆奏上其书（案：高似孙《子略》误以此奏为刘向，今据《书录解题》改正），则曰於《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年而子产卒，子太叔嗣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驷歂嗣为政。明年乃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然则《列子》为误矣。其书《汉志》作二篇，今本仍分无厚、转辞二篇而并为一卷。然其文节次不相属，似亦掇拾之本也。其言如天於人无厚；君於民无厚，父於子无厚，兄於弟无厚，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则其旨同於申、韩。如令烦则民诈，政扰则民不定，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则其旨同於黄、老。然其大旨主於势统於尊，事核於实，於法家为近。故竹刑为郑所用也。至於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一条，其文与《庄子》同。析远在《庄子》以前，不应预有剿说，而《庄子》所载又不云邓析之言。或篇章残阙，后人摭《庄子》以足之欤。
△《商子》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秦商鞅撰。鞅事迹具《史记》。鞅封於商，号商君，故《汉志》称《商君》二十九篇，《三国志先主传注》，亦称《商君书》。其称《商子》，则自《隋志》始也。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汉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已亡其一。晁公武《读书志》则云，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读书志》成於绍兴二十一年，既云已阙三篇。《书录解题》成於宋末，乃反较晁本多二篇。殆两家所录，各据所见之本，故多寡不同欤。此本自更法至定分，目凡二十有六，似即晁氏之本。然其中第十六篇、第二十一篇又皆有录无书，则并非宋本之旧矣。
《史记》称读鞅开塞书，在今本为第七篇，文义甚明。司马贞作《索隐》，乃妄为之解，为晁公武所讥。知其书唐代不甚行，故贞不及睹。又《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以为鞅书多附会后事，疑取他词，非本所论著。然周氏特据文臆断，未能确证其非。今考《史记》，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