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则《宋志》误也。杨时乔《周易古今文》称今本只六十四卦，无《系辞》，实未全之书。则又时乔所见之本偶残阙耳。是书较程《传》为简，往往经文数十句中一无所说。末卷更不复全载经文，载其有说者而已。董真卿谓《横渠易说》发明二程所未到处。然考《宋史》，张子卒於神宗时。程子《易传序》则作於哲宗元符二年，其编次成书则在徽宗崇宁后，张子不及见矣。真卿谓发明所未到，非确论也。其说《乾彖》用“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说《文言》用“谷神”字，说“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语，皆借《老子》之言，而实异其义。非如魏晋人合《老》、《易》为一者也。惟其解《复卦》“后不省方”，以后为继体守成之主，以“不省方”为富庶优暇，不甚省事，则於义颇属未安。此又不必以张子故而曲为之辞矣。
△《东坡易传》九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宋苏轼撰。是书一名《毗陵易传》。陆游《老学庵笔记》谓其书初遭元祐党禁，不敢显题轼名，故称“毗陵先生”，以轼终於常州故也。苏籀《栾城遗言》，记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於轼。今《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要其成耳。籀又称洵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因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故朱子谓其惟发明爱恶相攻、情伪相感之义，而议其粗疏。胡一桂记晁说之之言，谓轼作《易传》，自恨不知数学，而其学又杂以禅，故朱子作《杂学辨》，以轼是书为首。
然朱子所驳不过一十九条，其中辨文义者四条，又一条谓苏说无病，然有未尽其说者。则朱子所不取者仅十四条，未足以为是书病。况《朱子语类》又尝谓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著处，则亦未尝竟废之矣。今观其书，如解《乾卦彖传》性命之理诸条，诚不免杳冥恍惚，沦於异学。至其他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於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资启发，又乌可一概屏斥耶？李衡作《周易义海撮要》，丁易东作《周易象义》，董真卿作《周易会通》，皆采录其说，非徒然也。明焦竑初得旧本刻之。乌程闵齐伋以朱墨板重刻，颇为工緻，而无所校正。毛晋又刻入《津逮秘书》中。三本之中，毛本最舛。如《渐卦》上九并《经》文皆改为“鸿渐于逵”，则他可知矣。今以焦本为主，犹不甚失其真焉。
△《易传》四卷（直隶总督采进本）
宋伊川程子撰。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考程子以绍圣四年编管涪州，元符三年迁峡州，则当成於编管涪州之后。王偁《东都事略》载是书作六卷，《宋史艺文志》作九卷，《二程全书》通作四卷。考杨时《跋语》，称“伊川先生著《易传》，未及成书。将启手足，以其书授门人张绎。未几绎卒，故其书散亡，学者所传无善本。谢显道得其书於京师，以示余。错乱重复，几不可读。东归待次毗陵，乃始校正，去其重复，逾年而始完”云云，则当时本无定本，故所传各异耳。其书但解《上、下经》及《彖》、《象》、《文言》，用王弼注本。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用李鼎祚《周易集解》例。惟《系辞传》、《说卦传》、《杂卦传》无注，董真卿谓亦从王弼。今考程子《与金堂谢湜书》，谓“《易》当先读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谓程子有取於弼，不为无据。谓不注《系辞》、《说卦》、《杂卦》以拟王弼，则似未尽然。当以杨时草具未成之说为是也。程子不信邵子之数，故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此《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盖古人著书，务抒所见而止，不妨各明一义。守门户之见者必坚护师说，尺寸不容逾越，亦异乎先儒之本旨矣。
△《易学辨惑》一卷（永乐大典本）
宋邵伯温撰。伯温字子文，邵子之子也。南渡后官至利路转运副使。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案沈括《梦溪笔谈》，载“江南郑夬字扬庭，曾为一书谈《易》。后见兵部员外郎秦玠，论夬所谈，玠骇然曰：‘何处得此法？’玠尝遇一异人，授此历数，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西都邵雍亦知大略”云云，盖当时以邵子能前知，故引之以重其术。伯温谓邵子《易》受之李之才，之才受之穆修，修受之陈抟，平时未尝妄以语人。惟大名王天悦、荥阳张子望尝从学，又皆蚤死。秦玠、郑夬尝欲从学，皆不之许。天悦感疾且卒，夬赂其仆於卧内窃得之，遂以为学，著《易传》、《易测》、《明范》、《五经时用》数书，皆破碎妄作，穿凿不根。因撰此书以辨之。《宋史》邵子本传颇采其说。考《书录解题》有郑夬《易传》十三卷，《宋史艺文志》有郑夬《时用书》二十卷，《明用书》九卷，《易传辞》三卷，《易传辞后语》一卷，今并佚。《司马光集》有《进郑夬易测劄子》，称其“不泥阴阳，不涉怪妄，专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伦，诚难多得。”与伯温所辨，褒贬迥殊。光亦知《易》之人，不应背驰如是。以理推之，夬窃邵子之书而变化其说，以阴求驾乎其上。所撰《易测》，必尚随爻演义，不涉术数，故光有“不泥阴阳，不涉怪妄”之荐。至其《时用书》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