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天曰撑犁、子曰孤涂之类，未必能知旁行右引之文。且书止一卷，疏略尤可想见。又《辍耕录》载元杜本编《五声韵》，自大小篆、分隶、真、草以至外蕃书、蒙古新字，靡不收录，题曰《华夏同音》。然统以五声，则但能载其单字，不能联贯以成文。且外国之音多中国所不具，而本以中国之字领韵，乖舛必多。盖前代帝王，声教未能远播。山川绵邈，辗转传闻，自不免於讹漏。
有元虽混一舆图，而未遑考正其文字。杜本以山林之士区区掇拾，亦未能通其语言。我国家重熙累洽，含识知归。我皇上又神武奋扬，濛氾以东，皆为属国。雁臣星使，来往骈阗，既一一谙其字形，悉其文义；迨编摩奏进，又一一亲御丹毫，指示改正，故能同条共贯，和会诸方，一展卷而异俗殊音皆如面语。非惟功烈之盛为千古帝王所未有，即此一编，亦千古帝王所不能作矣。
△《篆隶考异》二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国朝周靖撰。靖字敉宁，吴县人。明吏部文选司郎中周顺昌之曾孙也。是书辨别篆、隶同异，用意与张有《复古编》相类。其小异者，有书以篆文为纲，而附列隶字之正俗。此则以隶字为纲，於合六书者注曰“隶”，不合六书者注曰“俗”，於隶相通而篆则不相假借者注曰别（如隶字好丑之好与好恶之好为一字，篆则分好<丑女>二字之类），而各列篆文於其下。又《说文》分部五百四十，此则以隶字点画多少为次，分部二百五十有七。俾读者以所共知，通其所未知，较易於寻检。大旨斟酌於古今之间，尽斥鄙俚杜撰之文，而亦不为怪僻难行之论。
其《凡例》有曰：“庖犠画卦，已开书契之宗。降至小篆，无虑几变。然许叔重以前，虽有周鼓、秦碑，究无成书可据。故郑樵曰：‘六书无传，惟藉《说文》。’此考以《说文》为主。钟鼎款识，一概不录。”又曰：“如犅{艹曲}等字，止载《说文》，而刚、曲见於经史，反觉简易。此考宁取其简，不取其繁，故去牛与，是非悖谬。《说文》实欲羽翼经史，阅者可举一以例百”云云。江琬作是书《序》，亦以泥古、变古二者交讥，而称是书“上引六经，旁及子史，究其本末，析其是非，至详至悉，而未尝有诡异之说”，其论允矣。其书未有刊版，此本为康熙丙辰长洲文仓所手录。篆文颇为工整，迥非钞胥所能。验其私印，有“小停云”字。盖文徵明之裔，故笔法犹有家传欤？今录存其书，以著颜元孙“去泰去甚”之义，俾从俗而戾古与从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均知所别择焉。
△《隶辨》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顾蔼吉撰。蔼吉号南原，长洲人。是书钩摹汉隶之文，以宋《礼部韵》编次。每字下分注碑名，并引碑语。其《自序》云：“锐志精思，采摭汉碑所有字，以为解经之助。有不备者求之《汉隶字源》。”又云：“《字源》多错谬。
舩船称再，体或不分。血皿朋多，形常莫别。悉从《隶释》、《隶续》，详碑定字，指摘无馀。”今考此书，字形广狭，与世所刻娄机《汉隶字源》相同，是阴以机书为稿本。且汉碑之出於机后者，仅《鲁孝王刻石》、《太室》、《少室》、《开母》诸石阙及《尹宙》、《孔褒》、《曹全》、《张迁》、《韩仁》数种。
视机书所列，不过百分之一、二。机所见三百九种，其存於今者不过《景君》、《孔和》、《史晨》、《韩敕》、《孔谦》、《孔宏》、《鲁峻》、《郑固》、《孔宙》、《苍颉》、《衡方》、《张寿》、《孔彪》、《潘乾》、《武荣》、《王涣》、《郑季宣》、《白石神君》、《西狭颂》、《郙阁颂》二十馀种。
较其碑目所列，已不及十分之一。此二十馀种之外，纵旧拓流传，亦断璧零玑，偶然一遇，决不能如是之多。蔼吉何由得见原碑，一一手摹其字，则所云不备之字，始求之《字源》，殆不足凭。又每字下所引碑语，亦多舛错。如“忠”字下引《孔宙碑》“躬忠恕以及人”，误去“躬”字。“宿”字下引《孔{雨尨}碑》“诺则不宿”，误连上文“如毛”二字为句。“奎”字下引《史晨前碑》“得在奎娄”句，误以为《后碑》。“秦”字下引《华山碑》“改秦淫祀”句，误以为《韩敕碑》。此或读碑时偶不及检。至“通”字下引《唐扶颂》“通天之祐”，而《唐扶颂》实无此语。盖以《隶释》所载“受天之祐”句与前行“通天三统”句适相齐，而误写之。是尤仅据《隶释》未见原碑之一证。洪适之书具在，安得讳所自来乎？即以原碑尚存者而论，如《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并碑阴、碑两侧，字数较多，文义尚大概可考。碑云：“莫不<马岂>思，叹卬师镜。”而“师”字下引之，误截“师镜”二字连下文“颜氏”二字为句。碑云：“更作二舆，朝车威熹。”而“车”字下引之，误以作“二舆朝车”为句。碑云：“仁闻君风，燿敬咏其德。”而“闻”字下引之，误以“闻君风燿”为句。其“君”字下所引亦然。
碑云：“长期荡荡於盛。”而“长”字下引之，误截去“於盛”二字，碑云：“於是四方士”。而“方”字下引之，误连下文“仁”字为句。碑阴有“陈国苦虞崇”之文，苦者县名，虞崇者人姓名也，而“虞”字下引之，误作“陈国苦虞”。
碑阴有“鄤阳李申伯”之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