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吴氏三一娘写，楷法殊精。”又考《永乐大典》，每字之下皆引顾野王《玉篇》云云，又引宋《重修玉篇》云云，二书并列。是明初上元本犹在，而其“篇”字韵中所载《玉篇》全部，乃仍收大广益会本，而不收上元旧本，顾孙原帙，遂不可考。殆以重修本注文较繁，故以多为贵耶？当时编纂之无识，此亦一端矣。卷末所附沙门神珙《五音声论》及《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为言等韵者所祖。近时休宁戴氏作《声韵考》，力辩反切始魏孙炎，不始神珙，其说良是。至谓唐以前无字母之说，神珙字母乃剽窃儒书而托词出於西域，则殊不然。考《隋书经籍志》称：“婆罗门书以十四音贯一切字，汉明帝时与佛经同入中国。”则远在孙炎前。又释藏译经字母，自晋僧伽婆罗以下，可考者尚十二家，亦远在神珙前。盖反切生於双声，双声生於字母。此同出於喉吻之自然，华不异梵，梵不异华者也。中国以双声取反切，西域以字母统双声。此各得於聪明之自悟，华不袭梵，梵不袭华者也。稽其源流，具有端绪。特神珙以前，自行於彼教。神珙以后，始流入中国之韵书。亦如利玛窦后，推步测验参用西法耳，岂可谓欧罗巴书全剽窃洛下、鲜于之旧术哉？戴氏不究其本，徒知神珙在唐元和以后，遂据其末而与之争，欲以求胜於彼教。不知声音之学，西域实为专门。儒之胜於释者，别自有在，不必争之於此也。
△《干禄字书》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颜元孙撰。元孙，杲卿之父，真卿之诸父也。官至滁、沂、濠三州刺史，赠秘书监。大历九年，真卿官湖州时，尝书是编勒石。开成四年，杨汉公复摹刻於蜀中。今湖本已泐阙，蜀本仅存。宋宝祐丁巳，衡阳陈兰孙始以湖本鋟木，国朝扬州马曰璐得宋椠翻刻之，即此本也。然证以蜀本，率多谬误。如卷首《序》文本元孙作，所谓“伯祖故秘书监”，乃师古也。兰孙以元孙亦赠秘书监，遂误以为真卿称元孙，而以《序》中元孙二字改为真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讹，殊为失考。其他阙误，亦处处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补阙文八十五字，改讹体十六字，删衍文二字，始稍还颜氏之旧。是书为章表、书判而作，故曰“干禄”。其例以四声隶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后先。每字分俗、通、正三体，颇为详核。其中如虫蟲、图、啇商、冻涷，截然两字，而以为上俗下正。又如皃，古貌字，而云貌正皃通。韭之作韮，刍之作、，直是俗字，而以为通用。虽皆不免千虑之失，然其书酌古准今，实可行用，非诡称复古，以奇怪钓名。言字体者，当以是为酌中焉。至二百六部之次序，与《广韵》间有不同，或元孙所用乃陆法言之旧第，而《广韵》次序乃宋人所改欤？△《五经文字》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张参撰。参里贯未详。《自序》题“大历十一年六月七日”，结衔称“司业”，盖代宗时人。《唐书儒学传序》，称文宗定《五经》劖之石，张参等是正讹文，误也。考《后汉书》，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於太学门外。参书立名，盖取诸此。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依偏旁为百六十部。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云：“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详定《五经》，书於讲论堂东、西厢之壁。积六十馀载，祭酒皞、博士公肃再新壁书，乃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牍而高广，背施阴关，使众如一”。观此言，可以知《五经文字》初书於屋壁，其后易以木版，至间成间乃易以石刻也。朱彝尊《跋》云：“《五经文字》独无雕本，为一阙事。”考《册府元龟》，称周显德二年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献印版书《五经文字》，奏称“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然则此书刻本在印版书甫创之初已有之，特其本不传耳。今马曰璐《新刻版本跋》云：“旧购宋拓石经中有此，因旧样缮写，雕版於家塾。”然曰璐虽称摹宋拓本，今以石刻校之，有字画尚存而其本改易者。又下卷《幸部》脱去“睪”字注十九字，“盩”字并注凡八字。今悉依石刻补正，俾不失其真焉。
△《九经字样》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唐唐玄度撰。玄度里籍未详。惟据此书，知其开成中官翰林待诏。考《唐会要》称：“大和七年二月，敕唐玄度覆定石经字体。十二月，敕於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九经》。”玄度《字样》，盖作於是时，凡四百二十一字，依仿《五经文字》为七十六部。前载开成二年八月牒云：“准大和七年十二月敕覆《九经》字体者。今所详覆，多依司业张参《五经文字》为准。诸经之中，别有疑阙，古今体异，隶变不同。如总据《说文》，则古体惊俗。若依近代文字，或传写乖讹。今与校勘官同商较是非，取其适中。纂录《新加九经字样》一卷，请附於《五经文字》之末。”盖二书相辅而行。当时即列石壁《九经》之后。明嘉靖乙卯地震，二书同石经并损阙焉。近时马曰璐得宋拓本而刊之，犹属完善。其间传写失真及校者意改，往往不免。今更依石刻残碑，详加覆订，各以案语附之下方。《五经文字》音训多本陆德明《经典释文》，或注某反或注音某。玄度时避言“反”字，无同音字可注者，则云某平某上，就四声之转以表其音。是又二书义例之异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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