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不细解，只将倍、正、半三十六律内、外径数开如左。”盖载堉既为《律吕精义》，又为此书以约其义也。其说谓前《汉志》度本起於黄钟之长，黄钟之长便是一尺。若外加一寸然后成尺，则不可谓度本起於黄钟之长矣。故全书俱从黄钟长一尺立算，与所谓《律吕精义》及《正论》互相阐发。《千顷堂书目》不著录，盖未之见。今钞本附於《律吕正论》之后，而以王所用《律吕正论序》冠於卷端，则二书一时，传写装潢者误移也。
△《乐经以俟录》（无卷数，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瞿九思撰。九思有《春秋以俟录》，已著录。是编首以十二律衍为十二月令，摹仿《礼记》之文，颇为芜杂。其解“用宫逐羽而清角生，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以为“凡乐调每均自下而上，初律谓之宫，次二谓之商，次三谓之角，次四谓之徵，次五谓之羽，则五乃羽位，非宫与商之位。因下宫居於羽调之羽位，似乎以宫逐羽，而宫下间一之阳律即是角，故曰《用宫逐羽而清角生》。以下商居於羽调之羽位，似乎引商刻羽，而商下间一之阴律即是徵，故曰《引商刻羽而流徵成》”云云。按“下宫”之名见《国语》伶州鸠所论七律，“下商”之名则亘古未闻，殆由九思杜撰。又以四清为清宫、清商、清角、清徵，如商调之数少，宫调之数多，则宫调谓之正宫；宫调之数少，而商调之数多，则宫调谓之下宫。
其法以宫与商相较，商与角相较，角与徵、羽莫不皆然。惟羽居五调之末，更无他调相较以知其孰为正羽，孰为清羽。然宫商、商角、角徵、徵羽既以次相较，羽调独不可与宫相较乎？且古人有少羽、缪羽、清羽诸说，《管子》又有倍羽之律。九思不知凡一律皆有正、倍、半三声，遂谓羽无清调，误矣。又论蔡元定《旋相为宫图》黄律虽在黄钟宫调之首，而黄律不在黄钟羽调之末，不得谓之以黄钟起调毕曲。按乐律始终，条理出於自然。起调毕曲必用本律，本属臆度。蔡元定以黄、太、姑、蕤、林、南、应为黄律宫者，乃合五声二变而计之。黄钟既在一均之内，自可以为起调毕曲。九思乃分十二律为五段，每调止用五声，而其所用者乃长短、大小之次，非相生之律，已属乖舛。又谓一均以十二律周而复始，不知五声二变可以该括万声，亦为浅陋。至谓十二律之黄、太、姑、夹等字即为均脚，尤不知而作矣。
△《律吕解注》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邓文宪撰。文宪号念斋，新会人。官晋江县教谕。是书成於万历癸未，全录《律吕新书》旧注，所自为诠解者，殊不及十之一。至蔡书《六十调》一图，於旋宫之法，已为赅备。文宪又每调各为一图，附於蔡图之后，尤徒为繁碎矣。
△《乐经集注》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张凤翔撰。凤翔有《礼经集注》，已著录。是书取《春官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乐经》，谓汉窦公献古《乐经》，文与《大司乐》合，是其明证。今以所述二十官之义证之《注》、《疏》，多相符合。惟《大司乐》一官序乐制最详，而文亦最奥。郑注圜钟为宫以下文，谓天宫夹钟阴声，其相生从阳数，其阳无射。无射上生中吕，中吕与地宫同位，不用中吕上生黄钟。黄钟下生林钟，林钟地宫，又不用林钟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与无射同位，又不用南吕上生姑洗。其林钟为宫，黄钟为宫，相生之例亦然。其义颇奥，故宋元人多不从。
是书於此类要义，多未发明，而徒事牵衍文句，盖亦无足深取矣。
△《大乐嘉成》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袁应兆撰。应兆字瑜石，江宁人。崇祯中举人，官休宁县教谕。明自洪武二十六年颁《大成雅乐》於天下，令学官依式制造。然奉行者或举或不举，其举者或久而废。故明之季年，休宁学尚不备乐。应兆乃与知县王佐考核定制，编为此书。实明一代享祭先师之乐谱，非一县之乐谱也。
△《古乐义》十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邵储撰。储此书《明史艺文志》不著录。书中考辨《韶乐》尤详。大概据《虞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为堂上之乐，“合止柷敔，笙镛以间”为堂下之乐，《箫韶》九成为乐之始终节奏。又据《汉志》“乐歌《九德》”颜师古《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之语，以“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至“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自“天叙有典”至“政事懋哉懋哉”、“自庶顽谗说”至“於否则威之”，自“股肱喜哉”至“百工熙哉”，自“元首明哉”至“庶事康哉”为《九德》之歌。据舞蹈宣八风之气及文始五行舞诸说，推之为《九韶》之舞。不知经传所云《韶乐》，本寥寥数语，毫无声律器数可推。而储乃敷衍之以为当时《韶乐》如是。其勉强附会，自不待言。至其论十二律皆具正管正声，子管子声，为二十四律。其十二律衍唱之法，如黄钟宫衍唱以黄、林、太、南、姑、应为一均，应、蕤、大、夷、夹为一均，皆用正管。无、仲、黄、林、太一均四律，皆用正管，独黄钟用子管。南、姑、应、蕤、太一均，独大吕用子管。不知声音之道，高下以渐。诸高之中而忽杂一下，或诸下之中而忽杂一高，则律不成律，歌不成歌。储侈言《韶乐》，实于寻常声音之道尚未能辨也。
△《大成乐律》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