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
一毫省察不至，即处事失宜，而悔吝随之，不可不慎。
处事当沈重详细坚正，不可轻忽忽略，故《易》多言“利艰贞。”盖艰贞则不敢轻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天下大虑，惟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下有危亡之势，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人遇拂乱之事，愈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碍处，必思有以通之，则智益明。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长人者之非其人也。
不虐无告，不废困穷，圣人之仁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爱物，必有所济，盖天下事莫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义。
临属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岂惟为人君当然哉？凡为人臣者，亦当守此，以为爱民保已之法也。
王伯之分，正在不谋利、不计功与谋利计功之分。
处事识为先，断次之。
作官常知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义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险以侥幸。
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
目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财利之源；省妄费，去冗食，所以裕财利之用。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兴作，小大必书，圣人仁民之意深矣。
凡事分所当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傅周召，王佐事业大矣，自其心观之，则若浮云之漠然，无所动其心。
清心省事，为官切要，且有无限之乐。
犯而不较最省事。
人好静而扰之不已，恐非为政之道。
名节大事，不可妄交非类，以坏名节。
守官最宜简外事，少接人，谨言语。
与人居官者言，当使有益于其身，有益及于人。
天之道，公而已。圣人法天为治，一出于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为大也。
霍光小心谨慎，沉静详审，可以为人臣之法。
亦有小廉曲谨，而不能有为，于事终无益。
凡事皆当推功让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得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当远虑后来之患，虽小事不可启其端。
虽细事亦当以难处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则民爱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
惠虽不能周于人，而心当常存于厚。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则三代之治，后世必可复。
唐郭子仪竭忠诚以事君，故君心无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处小人，故谗邪莫能害。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不明固无以知事之当断，然明而不断，亦不免于后艰矣。
圣贤成大事业者，从战战兢兢之小心来。
好善优于天下，若自用已能，恶闻人善，何以成事功？
对人子民之心，无时而忘。
于人之微贱，皆当以诚待之，不可勿慢。
为治，捨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圣贤宁终身不遇孔孟，不自贬以徇时者，为是故也。
《书》言：“罚弗及嗣，赏延于世。”此圣人之仁心也。故赏当过于厚，而刑不过于滥。
出处去就，士君子之大节，不可不谨。《礼》曰：“进以礼，退以义。”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见诸侯，尤详于进退之道。故出处去就之节不可不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