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天子追赐大辂，使以行礼。又士丧礼，有道车、乘车，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驾明文。既有吉驾，则宜有导从。宜定新礼设吉服导从，其凶服鼓吹宜除。」
铭旌建太常，画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杜元凯丧服要集云。遣车易以轝床举。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练。
东晋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诏外官五日一入临，内官朝一入而已，过葬虞祭礼毕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柏历门，号明阳端门。诏曰：「门如所处。凶门柏历，大为繁费，停之。」按蔡谟说，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系于木，裹以苇席，置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象也。礼，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当之。礼称为主道，此其义也。范坚又曰：「凶门非礼。礼有悬重，形似凶门。后人出之门外以表丧，俗遂行之。簿帐，即古吊幕之类也。」是时，又诏曰：「重壤之下，岂宜崇饰？陵中唯洁扫而已。」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诏又停之。
宋崔元凯丧仪云：「铭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树于圹中。遣车九乘，谓结草为马，以泥为车，疏布輤，四面有障，置圹四角。以载遣奠牢肉，斩取骨胫，车各载一枚。」
陈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书左丞庾持云：「晋宋已来，皇帝大行仪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庙，奏策奉谥。梓宫将登辒辌，侍中版奏，已称某谥皇帝。遣奠，出于阶下，方以此时，乃读哀策。而前代策文，犹称大行皇帝，请明加详正。」国子博士、知礼仪沈文阿等谓：「应劭风俗通，前帝谥未定，臣子称大行，以别嗣主。近检梁仪，自梓宫将登辒辌，版奏皆称某谥皇帝登辒辌。伏寻今祖祭已奉策谥，哀策既在庭遣祭，不应犹称大行。且哀策篆书，藏于玄宫，请依梁仪，以传无穷。」诏可。
大唐贞观九年，高祖崩。诏定山陵制度，令依汉长陵故事，务存崇厚。时限既促，功役劳弊。秘书监虞世南上封事曰：
臣闻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宝异物以厚其亲，然审而言之，高坟厚垄，珍物必备，此适所以为亲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远虑，安于菲薄，以为长久万代之计，割其常情以定之耳。
昔汉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费甚多，谏议大夫刘向上书曰：「孝文居霸陵，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闲，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所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
又汉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入山陵。武帝历年长久，比葬陵中，不复容物。霍光暗于大体，奢侈过度。其后至更始之败，赤眉入长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无故聚敛百姓，为盗之用，甚无谓也。
魏文帝于首阳东为寿陵，作终制，其略曰：「昔尧葬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树，无立寝殿园邑，为棺椁足以藏骨，为衣衾足以朽肉。吾营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藏金玉铜铁，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柙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若违诏，妄有变改，吾为戮尸于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将不福汝。以为永制，藏之宗庙。」魏文此制，可谓达于事矣。
今为丘垄如此，其内虽不藏珍宝，亦无益也。万代之后，人但见高坟大冢，岂谓无金玉也。臣之愚计，以为汉文霸陵，既因山势，虽不起坟，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势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陈周制，为三仞之坟。其方中制度，事事减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测，书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须，皆以瓦木，合于礼文，一不得用金银铜铁，使后代子孙，并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庙，岂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为坟垄，又以长陵为法，非所依也。伏愿深览古今，为长久之虑。
书奏，不报。
虞世南又上疏曰：「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数月之闲，而造数十年事，其于人力，亦以劳矣。汉家大郡五十万户，即日人众，未及往时，而工役与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
又公卿上奏，请遵遗诏，务从节俭，太宗乃令中书侍郎岑文本谓曰：「朕欲一如遗诏，但臣子之心，不忍顿为俭素。如欲称朕崇厚之志，复恐百代之后，不免有废毁之忧。朕为此不能自决，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于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详议以闻。
司空房玄龄等议曰：「谨按汉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文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伏愿仰遵顾命，俯顺礼经。」诏曰：「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今便敬依来议。」于是山陵制度，颇有减省。
通典卷第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