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至其时，申警百官，以备日变。甲寅诏书，有备蚀之制，无考负之法。」侍中郑小同议：「史官不务审察晷度，谨综疏密，谬准交会，以为其兆。至乃虚设疑日，大警外内。其有不效，则委于差晷度，禁纵自由，皆非其义。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蚀。晋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谪。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蚀之兆，固形于前矣。此为古有明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惰职，考察无效，此有司之罪。」又答：「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
晋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朝合朔却元会。
东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有司奏议：「按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按尚书符，若日有变，便击鼓诸门，有违旧典。」诏曰：「所陈有正义，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后复疑应却会与不。庾冰辅政，写刘邵议以示八座。蔡谟着议非之曰：「邵论灾消异伏，又以灶慎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而云『圣人垂制，不为变异先废朝礼』，此则谬矣。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顺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丧不星行，故日蚀而止柩，曰安知不见星。今史官言当蚀，亦安知其不蚀？夫子、老聃先行见星之防，而邵逆废日蚀之戒，是反圣贤之成规也。鲁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尝祭，春秋讥之。灾事既过，追惧未已，故废宗庙之祭；况闻天眚将至，而行庆乐之会，于事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先言，诸侯既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邵引此文，失其义旨。邵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礼记所言，复违而反之，进退无据。然荀彧所善，汉朝所从，遂令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谬。后来君子将准以为诫，故正之云尔。」于是众议从之。
穆帝永和中，殷浩辅政，又欲从刘邵议不却会。王彪之议曰：「礼云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礼而废者四，自谓卒暴有之，非谓先存其事，而侥幸史官推术错谬，故不先废朝礼。」又从彪之议。
宋因晋制。
齐武帝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腊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蚀既在致斋内，未审于社祠无疑不？曹检未有前准。」尚书令王俭议：「礼记曾子问『天子尝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陈』，唯大丧乃废。至于当祭之日，火及日蚀则停。寻伐鼓用牲，由来尚矣，而簠簋初陈，问所不及。据此而言，致斋初日，仍值薄蚀，则不应废祭。按汉初平中，士孙瑞议以日蚀废冠而不废郊，朝议从之。王者父天亲地，郊社不殊，此则前准，谓不宜废。」诏可。
北齐制，日蚀，则太极殿西厢东向，东堂东厢西向，各设御座。群官公服。昼漏上水一刻，内外皆严。三门者闭中门，单门者掩之。蚀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卫如常，不省事。有变，闻鼓音，则避正殿，就东堂，服白袷单衣。侍臣皆赤帻，带剑，升殿侍。诸司各于其所，赤帻，持剑，出户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属，并行宫内诸门、掖门，屯卫太社。邺令以官属围社，守四门，以朱丝绳绕系社坛三匝。太祝令陈辞责社。太史令二人，走马露版上尚书，门司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鸣鼓，如严鼓法。日光复，乃止，奏解严。
大唐合朔伐鼓，具开元礼。
冬夏至寝鼓兵
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经通义曰：「以冬至阳气萌生，阴阳交精，始成万物，气微在下，不可动泄。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先天下，静而不扰也。夏至阴气始动而未达，故亦寝兵鼓，不设政事，助微气之养也。」
晋刘遐议曰，以为：「阳实君道，是以微阳初兴，庆其方盛，寝鼓息兵，不欲震荡也。礼尊无二，若当助阴，岂一之义。何以明之？『彼月而蚀，则惟其常；此日而蚀，于何不臧』。月蚀无救之道明矣。」何熊以为：「二节，阴阳升降之极，会通交代之日。二气既接，刚柔始分。君子远慎诸物，近慎诸己。在冬欲静，在夏无躁。百官静事，无刑以定。寝鼓息兵，其宜合同。」张俣曰：「冬夏二至，慎微不异。左传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所重所慎，于是在矣。周礼『太仆掌赞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左传又曰『月亦如之』。又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皆正经也。日长则贺，君父道也。下庆上会，情交节也。日短则不，臣子道也。鼓以动众，是以二至迎送同寝之也。」刘泓谓：「寝鼓不出经传，或以汉兴。日蚀阴盛，击鼓助阳，则冬至助阳，不应寝鼓也。」于瓒又云：「按汉制，有冬至绝事不听政之条，而无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应寝政事。」郑瑶曰：「寻冬至寝鼓之义，虽无正文，恐有由耳。夫天之德，贵生恶杀，冬至少阳初发，萌芽之渐，欲省方，泰顺动之象，以应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鸣鼓？后代拟议至寝之，非为助阳也。夏至少阴肇起，杀气自兴，否剥将至，大戚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