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比音频未反。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愈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璅，传送长安锺官，锺官，主铸钱者。愁苦死者十六七。
汉钱旧用五铢，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铸铁钱，百姓货币不行。皇甫谧高士传曰：郭泰过史弼，送迎辄再屈腰，泰一传揖而去。弼门人怪而问之，弼曰：「铁钱也，故以二当一耳。」时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腹，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
后汉光武除王莽货泉。自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马援上书曰：「富国之本，在于食货，宜如旧铸五铢钱。」帝从之，于是复铸五铢钱，天下以为便。
及章帝时，谷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言：「今非但谷贵，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百物皆贱矣。」帝用其言，少时复止。
和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孝廉刘陶上议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帝竟不铸钱。
及灵帝作五铢钱，而有四出道，连于边缘，有识者尤之曰：「岂非京师破坏，此四出散于四方乎？」
至董卓焚宫室，乃劫銮驾，西幸长安，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大五分。尽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飞廉之属充鼓铸。其钱无轮郭文章，不便时人，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
曹公为相，于是罢之，还用五铢。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而已。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买。至明帝代，钱废谷用既久，人闲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司马芝等举朝大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于事为便。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蜀先主刘备攻刘璋，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姓，孤无取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库藏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西曹掾刘巴曰：「易耳，但当铸钱，一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闲，府库充实。文曰直百，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秤两如一焉。并径七分，重四铢。吴孙权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而使吏人输铜，计铸毕，设盗铸之科。赤乌元年，铸一当千大钱，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闲患之。后权令曰：「往日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人意不以为便，其省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畀其直，勿有所枉。」
晋元帝过江，用孙氏赤乌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孝武帝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
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于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各肄其业，何尝致勤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本充于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着于目前。故锺繇曰：『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代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计度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库充溢，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此断之又立弊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谷之处不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怨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于谷也。魏明帝时，钱废谷用，四十年矣。以不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着于已试也。代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藏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晋文取舅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