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专配一室，则义非配五；若皆配五，则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无室。」朱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右。』听朔之礼，既在明堂，今若无室，则于义或阙。」帝又曰：「郑玄义，听朔必在明堂，此则人神混淆，庄敬道废。春秋左氏传云：『介居二大国之闲。』此云左右者，谓祀帝堂南，又有小室，亦号明堂，分为三处听朔。既有三处，则有左右之义。在宫之内，明堂之外，人神有别，差无相干。」其议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汉家制度，犹遵此礼」。于是毁宋太极殿，为明堂十二闲。
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饭，铏羹蔬备荐焉。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废帝以文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闲，中央六闲，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黄帝居坤维，而配飨座依梁法。
后魏文帝太和十五年四月，经始明堂，改营太庙。迁洛之后，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龟中，复议之，元叉执政，遂营九室，值代乱不成。宗配之礼，迄无所设。
北齐采周官考工记为五室。
后周采汉三辅黄图为九室。并竟不立。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议立明堂，繁役不就。终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于雩坛上，其用币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犊十二。皇帝、太尉、司农行三献礼于青帝及太祖。自余有司助奠。五官位于堂下，行一献礼。有燎。其省牲进熟，如南郊礼。时礼部尚书牛弘定议造明堂，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样，重檐复屋，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帝命有司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炀帝大业年中，恺又奏之，以佗役繁兴，遂寝。
大唐武德初，定令：每岁季秋祀五方上帝于明堂，以元帝配，五人帝、五官并从祀。迄于贞观之末，竟未议立明堂，季秋大享则于圜丘行事。高祖配圜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专配感帝。自余悉依武德令。
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下诏造明堂，内出九室样。堂三等，每等阶各十二。上等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等方三百尺，高一筵。下等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等象黄琮，为八角，四面安十二阶。有司奏请从内样为定：「堂之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约准二百四十八尺。中等下等并不用。又内样室各方三筵，开四闼八窗。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享，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请依两汉季秋合享，总于太室。若四时迎气之祀，则各于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损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闲并通巷，各广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圆楣、楯、檐，或为未允。请据郑玄、卢植等说，以前梁为楣，径二百一十六尺，法干之策。圆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纪。柱外余基共作司约准面别各余丈一尺。内样：室别四闼八窗，检与古合，请依为定。其户仍外设而不闭。内样：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闲，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应规，请依内样为定。其盖屋制，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并依礼加重檐，准太庙安鸱尾。堂四向各依方色。请施四垣四门。辟雍，按大戴礼及前代说，辟雍多无水广、内径之数。蔡邕云『水广二十四丈，四周于外，水外周堤』。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梁』。礼记明堂阴阳录『水行左旋以象天』。水广二十四丈，恐伤于阔，请减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为梁，其外周以圆堤，并取阴阳『水行左旋』之制。按三辅黄图，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目，殿门准太庙南门去庙阶远近为制。仍立四门八观，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施玄阃，四角造三重巍阙。」此后群儒纷竞，各执异议，不定且止。
显庆元年，礼官议，太宗不当配五人帝。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与入明堂，自缘从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见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严配。当时高祖先在明堂，礼司致惑，竟未迁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虽复亦在明堂，不得对越天帝。谨按孝经『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寻历代礼仪，且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唯祭法云：『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曰：『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禘谓祭昊天于圜丘，郊谓祭上帝于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寻郑此注，乃以祖宗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衽配祠，良为谬矣。故王肃驳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于明堂者也。审如郑义，则经当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尊其祀，孰谓祖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