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无二道也。《周礼》一书，朱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垂法后世，用意最深切，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且合祭以后配地，实自莽始。莽既伪为是书，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神地只之祭，而自为一说耶？”疏入，下礼部，令折衷群议以闻。辛丑，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奏曰：“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钅宏等八十二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尚书李瓒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无可否者，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臣等祗奉敕谕，折衷众论，分祀之义，合於古礼。但坛一建，工役浩繁。《礼》：‘屋祭曰帝。’夫既称昊天上帝，则当屋祭。宜仍於大祀殿专祀上帝，改山川坛为地坛，以专祀皇地只。既无创建之劳，行礼亦便。”上复谕：当遵皇祖旧制，露祭於坛；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言乃奏曰：“南郊合祀，循袭已久。朱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而陛下独破千古之谬，一旦举行，诚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已而命户、礼、工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礼臣欲於具服殿稍南为圜丘。言复奏曰：“圜丘祀天，宜即为敞，以展对越之敬。大祀殿享帝，宜即清，以尽昭事之诚。二祭时义不同，则坛殿相去，亦宜有所区别。乞於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而圜丘更移於前。体势峻极，可与大祀殿等。”制曰：“可。”於是作圜丘。是年十月工成，而分祀之制遂定。(《礼志》。 )
隆庆元年，礼部会议，罢祈及明堂大享礼。圜丘方泽分祀已久，宜照例於冬至夏至日亲祭，仍奉太祖高皇帝配。礼部又言：“郊庙社稷诸祀，先期具奏行礼，止奏日，不奏时；以故陪祀诸臣失期者众。请以后并奏日、时。”从之。(《通典》 )。
万历三年十一月，大学士张居正进《郊礼新旧图册》，略言：“高皇帝初制郊礼，分祀十年矣，而竟定於合享者，良以古今异宜，适时为顺。故举以岁首，人之始也；卜以春初，时之和也；岁惟一出，事之节也。为屋而祭，行之便也。百六十余年，列圣相承，莫之或易者，岂非以其至当允协，经久而可行乎？今以冬至极寒，而裸献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骏奔于炎之中；一岁之间，六飞再驾；以时以义，斯为戾矣。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开创，配享百余年，一朝而罢之，于人情亦大有不安者。故世宗虽分建圜、方之制，而中世以后，竟不亲行。虽肇举大享之礼，而岁时祀，止于内殿。是斯祀之在当时，已窒碍而难行矣。况后世乎？臣等愚昧，窃以为宜遵高皇之定制，率循列圣之攸行，岁惟一举合祀之礼，而奉二祖并配。斯于时义允协，于人情为顺。顾郊祀重，今且未敢轻议，谨稽新旧规制礼仪，而略述其概，以俟圣明人容裁断焉。”上从之。(王圻《续通考》。 )
《通典注》：“按居正进《新旧礼图》，欲改合祀，然四年、七年五月俱尝祀地北郊，固未尝改为合祀。故《神宗》、《熹宗》、《庄烈帝》三《纪》皆书祀天，特祭地之祀不行耳。”
文彬按：江陵此议，疏谬之甚，特其时未尝举行耳。神宗自七年后，郊祀不亲，惟十四年一祀天，非特祀地之祀不行也。熹宗祀天一，(三年。 )祀地一；(五年。 )庄烈祀天四，(元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 )祀地四；(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 )皆见《本纪》。《通典注》云：“三《纪》皆书祀天，特祭地这礼不行，”误也。
卷八 礼三(吉礼 )
◎郊礼配位
洪武元年十一月庚子、冬至，始祀上帝于圜丘。有司议配祀，太祖谦让不许，亲为文告太庙曰：“历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天。臣独不敢者，以臣功业有未就，政治有关失；去年上天垂戒，有声东南，雷火焚舟、击殿吻，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辄奉以配。惟祖，神与天通；上帝有问，愿以臣所行奏帝前，善恶无隐。候南郊竣事，臣率百司恭诣庙庭，告成大礼，以共享上帝之锡福。”(《礼志》。 )
二年五月癸卯，夏至，将祀方丘，群臣复请。太祖执不允，曰：“俟庆阳平，议之。”八月，庆阳平。十一月乙巳，冬至，群臣复固请。乃奉仁祖配天于圜丘，(同上。 )
三年五月戊申，祀地于方丘，以仁祖配。
建文元年正月庚辰，大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配。(已上《本纪》。 )
洪熙元年正月敕曰：“太祖受命上天，肇兴皇业。太宗中兴宗社，再奠寰区。圣德神功，咸配天地。朕崇敬祖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只，奉皇祖、皇考配祀。仍著典章，垂范万世。”(《通典》。 )
嘉靖九年，给事中夏言上疏言：“太祖太宗并配，父子同列，稽之经旨，未能无疑。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太祖足当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宗足当之。”礼臣集议，谓：“二祖配享百有余年，不宜一旦轻改。”帝降敕谕，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北郊；孟春祈，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阁臣以二祖分配，于义未协；且录仁宗所撰谕并《告庙文》以进。帝复命集议于东阁。皆以为太庙之祀，列圣昭穆相向，无嫌并列。况太祖、太宗功行并隆，圜丘、大祀殿所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