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骏奔执事，岂宜司以羽流？当时议礼诸臣如刘基、宋濂、詹同辈，俱博古而达于政体，何不闻一言匡正耶？至嘉靖时，而斋醮事兴，益以崇尚道教为务，此其滥觞矣。”
七年冬至，词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为不敬。桂彦良曰：“成汤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诗曰：‘我将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霁曰：“正字言是也。”(《桂彦良传》。 )
是年，增设天下神只于南北郊。帝谓詹同曰：“大祀：终献毕，始行分献；礼未当。”同乃与学士宋濂议以上：初，奠玉帛将毕，分献官即行初献礼；亚献、三献皆如之。(《礼志》。 )
八年十一月，学士乐韶凤等奏定大祀祭坛脱舄之仪，谓：“古者以履不上堂为敬。汉魏朝祭皆洗蔑，惟萧何‘剑履上殿’，以为异数。宋南郊，皇帝至南阶，脱舄升坛，入庙脱舄升殿，所以崇敬也。今议于郊祀庙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设御幕于坛东南门外，设执事官脱履之次于坛门外西阶侧。祭曰，大驾入幕次脱舄，始升坛殿行礼。分献陪祀官皆脱舄于外，协律郎、乐舞生皆洗蔑上。”诏行之。(《实录》、《春明梦馀录》。 )
九年，定郊社大事，国有三年丧，不废。(《吾学编》。 )
十年八月，帝感斋居阴雨，览京房灾异之说，谓分祭天地，情有未安，欲举合祀之典。命即圜丘旧址为坛，以屋覆之，命曰大祀殿。十一月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于奉天殿。(《续通典》。 )
文彬案：太祖厘正祀典，革除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去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封号，改从本称，尽洗汉、唐以来陋习；又分祀天地，举千数百年相沿之误，一旦整饬，洵足为万世法守。未几，感齐居阴雨，仍改天地合祀，立大祀殿，屋而不坛，合圜丘明堂为一制；此失礼之尤者。揆其意，不过欲省烦而趋便耳！彼时礼部长贰官如朱梦炎、李冕辈，庸暗不识大体，未能抗疏力争。沿谬百六十年，至嘉靖始复旧典。然非夏言辈力排群议，亦未能赞成其美。则甚矣复古之难也。
十二年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于南郊。(《本纪》。 )又建神乐观于郊坛之西，以处乐舞生。(《实录》。 )
永乐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规制如南京。南京旧郊坛，国有大事，则遣官告祭。(《礼志》。 )
洪熙元年正月丙戌，南郊誓戒毕，帝进分献官谕之曰：“事神之道，岂独临事之际，务致诚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积累于平日者，孚达鬼神；所以祭则受福。”(《大训记》。 )
正德十年正月戊辰，帝有事于南郊，逮暮成礼。给事中王良佐言：“郊庙之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散齐、致斋有常期，有专所；当祭之日，夙驾而往；行礼之际，无贰尔心；期昭格也。迩者正月五日，躬祀太庙，薄暮方出行礼。十日郊祀，七日当誓戒，臣等导驾与百官俱朝服，候至夜漏下，忽传闻免朝，不知旨从何出？九日，车驾当临斋宫，百官莫不晨趋以俟。乃薄暮方往，仓猝至坛；行礼甫毕，旋即下营。臣愚，不知陛下此行，果事天耶？抑游幸也？及次日驾还，复至夜分。城门失启闭之期，禁闼纵驰骋之乐，一切非时与制。乞自今祭祀朝贺之期，经筵讲书之候，起居寝兴之节，务各及时遵制举行。”不报。
十二年正月戊寅，召百官至左顺门，告以“己丑郊竣，将幸南海子观猎”。廷臣极谏不听。及期，速蒇祀事，遂往畋。
十三年正月丙午，帝至自宣府。庚戌，当南郊，以初至不及致齐，遂行礼。(已上《三编》。 )
十四年正月甲辰，改卜郊。先是，太常寺奏以是月十二日郊祀；至是，以圣驾未回，请改卜。内批“改次日”。既又命改卜。于是礼科给事中邢寰等言：“祖宗以来，郊祀必于正月上旬，所以重一岁之首，昭莫大之敬也。今改而又改，日复一日，不惟隳祖宗相循之制，亦且非祗畏天地之道。请如期返跸，以成大礼。”礼部尚书毛澄等驰疏谏曰：“皇祖之训曰：‘凡祀天地，精诚则感格，怠慢则祸生。’今六龙遐骋，旋轸无日。万一冰雪阻违，道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执玉帛于上帝前，陛下何以自安？伏乞趣驾速还，躬亲裸享宗社，臣民幸甚。”俱不报。壬戌，钦天监奏拟郊祀日期。传旨，令择二月上旬以闻。太常寺奏：“仲春当释奠先师及祀社稷，而郊礼未成；请俟郊后，择丁、戊日行礼。”报可。
喜靖十年九月丙辰，罢南京郊祀。初，上命修辑郊社诸坛，未成。南京太常寺卿黄芳等言：“天地、社稷、山川既统祀于京师，其在南京者，可弗举也。若有时祭告及灾变修理等事，因事行之，亦非常祭之比。宜祭告孝陵及山川诸神，不必备物，酒醴脯醢而已。”上以为然，遂罢之。(已上《实录》。 )
十一年冬至，尚书言：前此有事南郊，风寒莫备。乃采《礼》书，“天子祀天张大次、小次”之说，请作黄毡御幄为“小次”。每大祭，所司以随；值风雪，则设于圜丘下。帝就幄中对越，而升降奠献，以太常执事官代之。命著为令。(《礼志》。 )
十七年十一月辛未朔，诣南郊，上皇天上帝号。(《本纪》。 )
隆庆四年十一月己卯，祀天于南郊。旧制：郊毕举庆成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