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女年非五十以上，不得出家。(《职官志》。 )
二十五年闰十二月，命僧录司造周知册颁天下。(《大政记》。 )
二十八年七月，有道士以道书献。太祖却之，谓侍臣曰：“彼所言者，非存种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焉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将跻天下生民於寿域，岂独一已之长生久视哉？苟一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世法录》。 )
文彬按：太祖汰黜僧道，禁令颇严。其後以僧宗泐等数至禁中，为所惑。而吴印、华克勤之属，擢至大官，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给事中陈汶辉疏谏，不听。大理寺卿李仕鲁力谏，竟ㄏ死阶下。逾数岁，始知诸僧所为多不法，下诏清理二教，又却道士之书。虽见太祖悔悟之速，夫亦汶辉、仕鲁之言，有以感动之也。然正德之封佾法王、国师，嘉靖之拜道士尚书等官，安得谓非太祖有以开其渐哉？
十月己未，舍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职官志》。 )
永乐五年正月，直隶浙江诸郡军民子弟私披剃鬓为僧，赴京请度牒者千八百余人。上命付兵部编军籍，发戍辽东、甘肃。(《日知录之余》。 )
十六年十月，定僧道常额及限年之禁，榜谕天下。(《大政记》。 )宣德十年，禁僧道私自簪及妄言惑众者。(《会典》。 )
正统五年，度僧道二万余人。未几重修大兴隆寺，延崇国寺僧主之。帝亲传法称弟子。公侯以下，趋走如行童焉。
景泰二年正月，度天下憎道。先是僧道三年一度，帝特诏停之。至是，太监兴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万余人。于谦谏，不省。(已上《三编》。 )
弘治中，尚书马文升奏：“定制：僧道，府不过四十名，州不过三十名，县不过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县，共额设增三万七千九十余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万；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余万；共该五十余万。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计之，共该米二百六十余万石，可足京师一年岁用之数。况又不耕不蚕，赋役不加，则食之者众而为之者少。其军民壮丁私自披剃而隐於寺观者，又不知几何。创修寺观遍於天下，妄造经典多於儒书，败化灭伦，蠹财惑众。自京师达四方，公私之财耗於僧道者过牛。若不严禁，将来游食者何有纪极？乞敕礼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寺观若干处，僧道若干名，除额度之数外，多若干名。如果关有度牒，难以追夺，明白具奏，不许额外再度僧道。至额数不足之时，方许该有司具给照数起遥关给度牒。敢有故违，再言度僧道者，许科道纠劾孥问。仍通行各抚按等官，督责有司，严加查勘。但系新修寺观，即便拆毁并於古刹大寺观。其中有原无度牒行道童，即令还俗当差。违者治罪。”(《明臣奏议》。 )
◎宦官
吴元年九月丁亥，置内史监，寻改内使监、御用监。(《职官志》。 )
洪武二年八月己巳，定内侍官制。谕吏部曰：“朕观《周礼》，暗寺不及百人。後世多至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此辈所事，不过供洒扫、给使令而已。若求善良，百无一二，用为耳目郎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但当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态，畏法则检束，自不为非也。”(《昭代典则》。 )
文彬曰：自来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之周。再传而法制尽隳，酿成祸本，以致覆国。论者咸咎成祖阶之厉，而不知太祖实未得所以制之之道也。夫宦寺之利一而害百，虽庸暗之主知之。而卒不能使左右无供奉给役之人，则将何道之从？，曰：求所以制之可耳。《周官》内小臣、阍人、寺人、内竖之属，皆内宰统之，上隶於冢宰。以冢宰相总辖，而又有内宰之禁令，行乎其闻。使君无私昵，下无私干。故历八百载，未闻有阍寺敢为不义者，宰相制之也。西汉制犹近古，三公总九卿，而少府之官，内臣皆属焉。佞幸如邓通，小有不谨，申屠嘉得召而斩之，权在故也。东漠以後，不然矣。自是迄於唐、宋，宦官之弊，无代无之。非无英君谊辟，殷为防闲，而卒阴受其沈毒，而莫之觉，总由於制之不得其道也。明初，内官悉隶礼部，(见《叶钊传》。 )旋即更制。正德中，主事叶钊疏请易置司礼，仍隶之部，武宗不能从。向使初制不更，若辈有所钤束，何得暴横至此？太祖惟虑相权太重，罢中书省，散政六部。鳃鳃然内官是禁，又不求所以闲制之方。一家之中，既夺冢子之柄，欲使狡奴黠婢无乘闲用事，以蛊惑其父母，得乎？虽洪、宣後，阁体稍崇，而权既盛，势不相摄。甚且有阁臣甘为其腹心鹰犬，而不以为羞者。积重难返，势使然也。洪惟我朝法度严明，以太监隶内务府，默体成周遗制。二百余年未闻奄寺敢违法纪，真万世良规也。益叹明祖之不揣其本，虽三令五申何济哉！
六年闰十一月，命考究前代纠劾内官之法。礼部议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各一人，专纠察内官失仪及不法者。
十年五月，有内侍以久侍内廷，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归里，终身不齿。谕诸臣曰：“此辈日在左右，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结君心。及其久也，假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