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容。
《通典》论曰：“隋受周禅，至大业二年，有户八百九十万。盖承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废，奸伪尤滋。高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奉公上，蒙轻减之征。浮客悉自归於编户，隋代之盛由此。
东坡苏氏曰：“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故管仲以阴谋倾鲁、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晋之人以并诸侯。当周之盛时，其民物之数登於王府者，盖拜而受之。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其贡赋输籍之法，必有可观者。然学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过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无传焉。孔子曰‘不以人废言’，而况可以废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户三百六十馀万，平陈所得又五十万，至大业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馀万者，何也？方是时，布帛之积至於无所容，资储之在天下者至不可胜数，及其败亡涂地，而洛口诸仓，足以致百万之众，岂可少哉！”
文帝恭俭为治，不加赋於人。炀帝大业五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後周静帝时，有户三百九十九万九千六百四，至隋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才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二十二）。
炀帝承其全盛，遂恣荒淫，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筑长城东西千馀里，皆徵百万馀人。丁男不充，以妇女充役，而死者大半。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以至於亡。
大业五年，民部侍郎裴蕴以民版籍脱漏，户口及诈注老少尚多，奏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又许民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时，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览状曰：“前代无贤才，致此罔冒。今户口皆实，全由裴蕴。”由是渐见亲委。
唐制：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授田法见《田赋门》）。
定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後诏三等未定升降，宜为九等。凡丁附籍帐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其冒诈隐避以免课役者，不限附之早晚，皆征之）。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唐贞观户不满三百万，三年，户部奏中国人因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後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获男子一百二十馀万口。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马四千三百匹。永徽元年，户部奏：去年进户一十五万，通天下户三百八十万。
致堂胡氏曰：“方隋之盛也，郡县民户尚版图者，八百九十馀万。自李密、王、窦为倡，而山东尽为盗区，是後四方并兴，拥众十数万而加多者，垂五十馀党，以郡县反者尚不与焉。至唐武德六七年，盖干戈扰狼吞虎噬者十三四年，而後内盗悉平。後二年太宗即位，贞观仁义之治兴，休息生养，至高宗永徽三年，天下乐业阜生，将一世矣，有司奏户口才及三百八十万。然则略会之隋氏极盛之民，经离乱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起於独孤后无《关雎》之德，废长立少，而其祸至此也。”
总章元年，司空李破高丽国，虏其王，下城百七十，户六十九万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
证圣元年，凤阁舍人李峤上表曰：“臣闻黎庶之数，户口之众，而条贯不失，按此可知者，在於各有管统，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於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患，不可不深虑也。或逃亡之户，或有检察，即转入他境，还行自容，所司虽具设科条，颁其法禁，而相看为例，莫遵承；纵欲纠其愆违，加之刑罚，则百州千郡庸可尽科？前既依违，後仍积习，检获者无赏，停止者获原，浮逃不悛，亦由於此。今纵更搜检，委之州县，则还袭旧踪，卒於无益。臣以为宜令御史督察检校，设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抚之，施权衡以御之，为制限以一之，然後逃亡可还，浮寓可绝。所谓禁令者，使闾阎为保，递相觉察，前乖避皆许自新，仍有不出，辄听相告，每纠一人，随事加赏，明为科目，使知劝沮。所谓恩德者，逃亡之徒久离桑梓，粮储空阙，田野荒废，即当赈其乏少，助其修营，虽有缺赋悬徭，背军离镇，亦皆舍而不问，宽而勿征；其应还家而贫乏不能致者，乃给程粮，使达本贯。所谓权衡者，逃人有绝家去乡，失离本业，心乐所住，情不愿还，听於所在隶名，即编为户。夫愿小利者失大计，存近务者丧远图。今之议者，或不达於变通，以为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人，贯不可改；而越关继踵，背府相寻，是开其逃亡而禁其割隶也。就令逃亡者多，不能总计割隶，犹当计其户等，量为节文，殷富者令还，贫弱者令住；检责已定，计料已明，户无失编，人无废业，然後按前躅，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