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有事天地之礼。高皇帝平秦灭项，诸侯王推戴即皇帝位於水之阳，亦不闻有燔燎告天之事，於义阙矣。至文帝以後，则凡嗣君即位，必谒见高庙，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载於此。後不备录。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古者，封国必告於庙社而册之，示不敢专也。汉制未闻。太史公《三王世家》载武帝从大司马去病之请，册立齐、燕、广陵三王。册书有“庙立”二字，则亦必有告庙之礼云。
光武建武元年，即皇帝位於高阝，为坛营於高阝之阳，祭告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俱从，末以祖配。天地共犊，馀牲尚约。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民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僚，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弑窃位，秀发愤兴义兵，破王邑百万众於昆阳，诛王郎、铜马、赤眉、青犊贼，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於再，至於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魏文帝黄初元年十月，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乃为坛於繁阳，魏王登受禅，燎祭天地、五岳、四渎曰：“皇帝臣丕敢用元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王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汉王以神器宜授於臣，宪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天命，虽休勿休。群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将士，洎於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辞拒，神器不可以久旷，群臣不可以无主，万机不可以无统。’丕祗承皇象，敢不钦承。卜之守龟，兆有大横；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谨择元日，与群寮登坛受命玺绶，告类於尔大神。唯尔有神，尚飨永告，兆民之望，祚於有魏世享。”
建安二十六年，汉中王即位於成都武担之南，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备敢用元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备虽否德，惧忝帝位，询於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邦将湮於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燔瘗，告类於天神。惟神飨祚於汉家，永绥四海。”
晋武帝太始元年冬十二月，帝受魏禅，设坛於南郊，柴燎告类於上帝。
按自魏晋以来之君，受禅即帝位，皆有燔燎告天之事。册文大概称述天命人心以自负，而其实则欺孤弱寡以取天下，而矫诬其词耳。故不复录。
元帝为琅琊王，将即极位告庙，王导书问贺循云：“或谓宜祭坛拜受天命者，或谓直当称亿兆群臣告四祖之庙而行者，若尔，当立行庙。王今固辞尊号，俯顺群情，还依魏晋故事。然魏晋皆禀命而行，不知今进玺当云何？”循答曰：“愚谓告四祖之庙而行。《蜀书》，刘先主初封汉王时，群臣共奏上勋德，承以即位。今虽事不正同，然议可方论。”（导又书曰：“得刁仆射书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惠帝为七庙；至怀帝，京兆府君应落。’想足下亦是识。刁侯不欲告惠、怀二帝，不知於礼云何？”循答曰：“古礼及汉氏之初，皆帝帝异庙。即位大事，谒於太祖。故晋文朝於武宫，汉文谒於高庙也。至光武之後，唯有祖宗两庙而已。祖宗两庙，昭穆皆共堂别室。魏晋依之，亦唯立一庙。则一庙之中，苟在未毁，恐有事之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详太庙定议，不敢必据欲依古礼，惟告宣帝一庙。今意以祖宗非一，且太庙合共。事与古异，不得以古礼为断。”）
太常问：“今封建诸王，为告庙不？知告，庙册与告诸王同异？祝文同不？当以竹册白简？隶书篆书也？”博士孙毓议：“按《尚书 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谓成王巳冠，命立周公後，作为册书《逸诰》，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请命於三王，乃内册於金之匮中。今封建诸王，裂土树藩，为册告庙，篆书竹册，执册以祝讫，藏於庙；及封王之日，又以册告所封之王。册文不同，前以言告庙，祝文当竹册篆书，以为告庙册，册之文即祝辞也。旧告封王、告改年号故事，事讫，皆当藏於庙，以皆为册书。四时享祀祝文，事讫，不藏，故但礼称祝文，尺一白简隶书而已。”又王珉议云：“中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庙。”徐邈云：“天子将出，类乎上帝，造乎祢。如此次则宜先告郊也。”按元帝大兴元年，诏曰：“当先告庙，出便南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亲及尊邪？”虞先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贺循议：“告谥南郊，不当用牲。然先告代祖谥於太庙，复有用牲，於礼不正，理不应有牲。告郊庙皆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