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神所居，而使学众处焉，飨射其中，人鬼慢黩，死生交错，囚俘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质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处其中，非其类也。夫宗庙，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处也。王者五门，宗庙在一门之内，若射在於庙，而张三侯，又辟雍在内，人物众多，殆非宗庙之中所能容也。如准之所论，是郑所谓不同之意。”
蔡邕《明堂论》。（见《辟ń门》）
陈氏《礼书》曰：“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则制渐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寻，周度以筵，则堂渐广矣。夏言堂修广而不言崇；商言堂修而不言广，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修、广、崇而不言四阿，其言盖皆互备。郑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广九寻。’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东青阳，南明堂，西总章，北元堂，皆分左右个，与太庙则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阶、阼阶、宾阶，旁四门，而南门之外又有应门，则南三阶、东西北各二阶，而为九阶矣（《考工记》，五室九阶）。盖木室於东北，火室於东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别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阶，环之以四门，而南门之外，加以应门，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礼》、《白虎通》韩婴、公玉带、淳于登、桓谭、郑康成、蔡邕之徒，其论明堂多矣。时淳于登以为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其说盖有所传然也。何则？听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听朔於南门之外’，则明堂在国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门之外，而朝寝之间有是制乎？则明堂在国之外可知。然《大戴》谓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圆下方；公玉带谓为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环之以水，设之以复，通之以楼；郑康成谓明堂、太庙、路寝，异实同制（康成以《春秋》书世室屋坏，《明堂位》称鲁公之庙文世室，武公之庙武世室，则以《考工记》所谓世室为庙，重屋为寝，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蔡邕谓明堂、太庙、辟雍，同实异名。岂其然哉？诸侯之庙，见於《公食大夫》，有东西堂、东西夹而已；天子路寝见於《书》，亦东西房、东西夹，又东序、西序、东堂、西堂而已；则太庙、路寝无五室十二堂矣，谓之明堂、太庙、路寝异实同制，非也。宗庙居雉门之内，而教学饮射於其中，则莫之容处，学者於鬼神之宫，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则失之渎，袁准尝攻之矣，则谓之明堂、太庙、辟雍同实异名，非也。彼盖以鲁之太庙有天子明堂之饰，晋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实、异实之论。是不知诸侯有太庙，无明堂，特鲁放其制，晋放其名也。四时之气，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元英。则青者春之色，春者阳之中，故春堂名之；总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万物之相见，元者万物之复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庙，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谓之庙，《书》与《士虞》以殡宫为庙，则大享在焉，谓之太庙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时有之，《记》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内，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时，齐有泰山之明堂是也（《荀子 强国篇》曰：“虽为之筑明堂於塞外，而朝诸侯使，殆可也。”汉有奉高明堂）。《月令》言明堂之制则然，其言四时乘异路，载异，衣异衣，用异器，则非也。《明堂位》言朝诸侯於明堂则然，其言周公践天子之阼，负而受朝，则非也。何则？王者迎五气则於东南西北之四郊，礼六神则以苍、黄、青、赤、白、元之牲玉，象四时以巡岳，顺闰月以居门，而天地之间罔不钦若，则十二月之异堂听朔，不为过也。若夫车旗之辨，见於《巾车》、《司常》；衣冠之等，见於《弁师》、《司服》，皆无四时之异。《礼运》曰：‘五色十二衣，旋相为质。’郎ダ曰：‘王者随天，自春徂夏，改青服绛，非古制也。’《书》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诗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乃率以祀文王。’盖成王宅忧，周公位冢宰，而百工总已以听焉，及既成洛邑，辅成王以朝诸侯。《诗序》言‘朝诸侯乃率以祀文王’，则朝不在庙而在明堂，可知也。”
朱子曰：“论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窃意当有九室，如井田之制。东之中为青阳太庙，东之南为青阳右个，东之北为青阳左个；南之中为明堂太庙，南之东即东之南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为明堂右个；西之中为总章太庙，西之南即南之西为总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为总章右个；北之中为元堂太庙，北之东即东之北为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为元堂左个；中是太庙太室。凡四方之太庙异方所，其左个、右个，则青阳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总章之左个也；总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阳之左个也。但随其时之方位开门耳。太庙太室则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遗意，此恐是也。
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分祭，何也？”朱子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祗祭之，故谓之帝。”又曰：“明堂想只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