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
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後显者。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周则曰太史、小史、内史、外史。而诸侯之国，亦置其官。又《春秋》、《国语》引《周志》及《郑书》，似当时记事，各有其职。秦有太史令胡母敬。至汉武始置太史公，以司马谈为之。卒，其子迁嗣。卒後，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其修撰之职，以他官领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己。自汉以前，职在太史（直《太史局》）；当王莽时，改置柱下五史，记疏言行，盖效古“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自後汉以後至於有隋，中间唯魏明太和中史职隶中书，其馀悉多隶秘书。唐武德初，因隋旧制，史官属秘书省著作局；至贞观三年间十二月，移史馆於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史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於门下省之南，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开元二十五年，宰臣李林甫监史，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史馆谏议大夫尹焙遂奏移於中书省北，其地本尚药局内药院。
致堂胡氏曰：“古者史官，世掌其职，大臣不与，天子不观，故得直笔，取信於後世。其次则如贞观之制，史官日随仗入，随事记之，犹为近古。自李义府、许敬宗不许史官闻仗後事，以行其私，姚乃建令宰相撰时政记，意欲迷眩千古。令韦执谊又奏令史官撰日历。日历云者，犹起草也，将加是正而润色焉耳。苟数人者诚无私意，何用为是纷纷？以其请建之纷纷，则其诬上行私之心欲盖而益彰矣。夫天下有公是非，不为言语文字可以变移白黑，淆乱忠邪，故义府、敬宗、执谊之恶，至于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宋制，监修国史一人，以宰相为之。修撰、直馆、检讨无常员，修撰以朝官充，直馆、检讨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历及典司图籍之事。凡国史，别置院於宣徽北院之东以藏之，谓之编修院。《东京记》云编修俗呼为史院。天圣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为提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为修史，其同修史则以殿阁学士以上为之，编修官以三馆、秘阁校理以上及京官，史毕即停（《续会要》）。元丰改官制，日历隶国史案。每修前朝国史、实录，则别置国史、实录院，国史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馀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庶官为编修官。实录院提举官如国史，从官为修撰，除官为检讨（《麟台故事》）。元复置国史院，隶门下省，明年又置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绍圣复以国史院归秘书省（《宰辅三馆题名》）。中兴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以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选本省官兼检讨、校勘，以侍从官充修撰。绍兴五年，又移史馆於省之侧，别为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实录》，乃即史馆开实录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诏罢史馆，并为实录院（绍兴初，实录、国史皆寓史馆。後罢史馆，遇修实录，即置实录院；遇修国史，即置修国史院）。著作局唯修纂日历（《中兴会要》）。宰相监修，但提大纲。检讨官搜阅、校对。惟修撰实专史职，只据所送到时政记（唐长寿中，姚请仗下所言，宰相撰录，号“时政记”，自始。五代以来，中书、枢密院皆致时政记。枢密院，直学士编修。太平兴国八年，苏易简为参政，自是中书皆参政编录，唯吕蒙正尝以宰相领其事。端拱以後，枢密院事皆送中书，同修为一书；及王钦若、陈尧叟始乞别撰，不关中书，直送史馆）、起居注（事见《左右史门》）铨次其事，排以日月，谓之日历（《圣朝职略》）。绍兴十八年，诏置修国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史》。又有提举修敕令，天圣、庆历、嘉、熙宁编叙及元符敕令格式，各差宰臣提举，详定官以侍从之通法令者充。史馆又有校勘、检阅、校正、编校等官，或以布衣之该洽者为之。
玉牒所提举、监修，亦以宰相为之（见《宗正司》）。
欧阳修《论史馆日历奏》：“臣伏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後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故自前世有国者，莫不以史职为重。伏见国朝之史，以宰相监修、学士修撰，又有两府之臣撰时政记。选三馆之士当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为不重矣。然近年以来，员具而职废。其所撰述，简略遗漏，百不存一，至於事关大体者，皆没而不书。此实史官之罪，而臣之责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据诸司供报，而不敢书所见闻故也。今时政记，虽是两府臣僚修纂，然圣君言动有所宣谕，臣下奏议事关得失者，皆不纪录，惟书除目、辞见之类。至於起居注亦然，与诸司供报文字无异。修撰官只据此铨次，系以日月，谓之日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虽欲书而不得书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今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讳避，史官虽欲书而又不敢书也。加以日历、时政记、起居注例皆承前，积滞相因，故纂录常务追修累年前事，而岁月既远，遗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详於见闻者，又以追修积滞，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则前後相因，史官永无举职之时，使圣朝典法遂成废坠。臣窃见赵元昊自初叛至复称臣始终一宗事节，皆不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