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制书始下，而废学先闻，将恐观国之光者，有所阙也。若以国讳官废，昔晋武立学，爰洎元始，百馀年中，未尝暂废，其岂无国讳？永明以德太子故废，斯非古典。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天子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代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国学、太学两存之可也。”
梁武帝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又置胄子律博士。
五年，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又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皆入学。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赐训授之司各有差。
致堂胡氏曰：“史称武帝雅好儒术，至是置《五经》博士，开馆宇，招後进，四馆所养士逾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庙以示尊师。他日，又幸国子监，亲临讲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从师者，皆入学。可谓勤矣。然儒风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尚佛，自天监改元，即不肉食，此躬行也，故特以美行兴学养士，故人不从其令而从其意。意乃身率，令乃文具。其後纲维不立，人纪胥废，国破身陨，为万世笑，盖始於此。人主心术所尚，可不慎哉！”
陈天嘉以後，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其所采掇，盖亦梁之遗儒。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馀人。天兴二年，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
帝问博士李光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书籍。”帝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送平城。又命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者凡四万馀字，号曰《众文经》。
明年，特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
太武始光三年，别立太学於城东。後徵卢元、高允等，令州郡各举才学，於是人多砥砺，儒术转兴。
孝文太和中，改中书为国子，又开皇子之学，建明堂、辟ń。及迁都洛阳，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又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时用者，加以厚赏。
宣武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於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馀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举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正光三年，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
齐时，师保疑丞皆赏勋旧，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胄子以通经进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
周武帝保定三年，幸太学，以太傅、燕公于谨为三老而乞言焉。
天和元年，诏：“诸胄子入学，但束於师，不劳释奠。释奠者，学成之祭。自今永以为式。”
隋文帝开皇中，令国子寺不隶太常。自前代皆属太常也。
仁寿元年，诏：以天下学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简留国子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前殿内将军河刘炫上表切谏不听。又改国子为太学。
水心叶氏曰：“仁寿元年减国子学生，止留七十人，太学、四门、州县学并废。当时国子千数，则所散遣者数千万人，岂不骇动。虽有谏者，皆不听。史臣以为其暮年精华稍竭致然。时方遣十六使巡省风俗。而诏以为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下诏令州县搜扬贤哲，则云：‘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惟恐商歌於长夜，抱关於夷门’。旨意恳切，且‘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徵召将送，必须以礼。’则所谓精华将竭、有所厌怠者亦未然。盖其心实谓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为教，使材者必由学，舜、周公之论是也。汉以後传经师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学则枉以坏，不材者由於学则揠以成。教之无本而不行，取之虽骤而不获。则学之盛衰兴废，盖未易言也。”
先公曰：“刘炫上表言学校不宜废，而帝不纳，由其不学故也。牛奇章不可辞其责矣。其後盗贼群起，经籍道息，而炫亦以饥死，哀哉。而水心乃以为帝心实谓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材，然则废之诚是欤？”
炀帝即位後，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於开皇之初。徵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於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以奏闻。於时旧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刘士元、河刘光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及古今，後生钻仰。诸经议疏，绅咸宗师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经籍湮没於煨烬矣。
唐制：凡学六，皆隶於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