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山汪氏曰：“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後熙宁，孔文仲考中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绌之。”
神宗熙宁七年，吕惠卿以为制科止於记诵，非义理之学，且进士已试策，与制科无异。乃诏罢之。
先时，秘阁考制科，陈彦古六论不识题语何出，字又不及数，准式不考。盖自秘阁试制科以来，未有如彦古空疏者。次年，乃罢制科。
哲宗元元年，复制科。
绍圣元年，罢制科。自朝廷罢诗赋、废明经，词章记诵之学俱绝，至是而制科又罢，无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乃置宏词，以继贤良之科。
三省言：“唐世取人，随事设科，其名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究其所试，皆异乎进士、明经。今既复旧科，纯用经术，诸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而不可阙，先朝已尝留意，特科目未及设。”二年，诏立宏辞科，岁许进士登科者诣礼部请试，若见守官，须受代乃得试，率以春试上舍日附试，不自立院也。差官锁引，悉依进士，惟诏、诰、赦敕不以为题，所试者，章、表、露布、檄书用四六，颂、箴、铭、诫谕、序、记用古今体，亦不拘四六。考官取四题，分二日试，试者虽多，取毋过五人。中程者上之三省，三省覆视，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辞格超异者，恩命临时取旨。
徽宗大观四年，改为词学兼茂科，科举岁，附贡士院试，取毋过三人，不中率，许阙。仍不试檄书，增制诏，分二日试四题，其二以历代史事借拟为之，馀以本朝典故或时事。宰臣执政亲属毋得试。
高宗绍兴元年，下诏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有司讲求旧制，每科场年，命中丞、给、舍、谏议大夫、学士、待制三人举一人，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仍以不曾犯赃私罪人充）。先具词业（策、论共五十篇），缴送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三等，文理优长为上，次优为中，常平为下。次优已上并召赴阁试。岁九月，命学士、两省官考试於秘阁，御史监之，试六论（每首五百字以上），於《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扬》、《管子》、《文中子》正文内出题，差楷书祗应，四通以上为合格。仍分五等，以试卷缴奏御前拆号，入四等以上者，召赴殿试。其日，上临轩亲策（限三千字以上），宰相撰题，差初覆考、详定官。赴试人引见赐坐，殿廊两厢设垂帘、帏幕、青褥、紫案，差楷书祗应，内侍赐茶果。对策先引出处，然後言事。第三等为上，恩数视廷试策第一人；第四等为中，视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第五等为下，视廷试第四人，赐进士出身；不入等，与簿、尉差遣。以上并谓白身者，若有官人，则进一官与升擢。
旧制，六论於正文及注疏内出题。至是，有司请除疏义勿用。
七年，诏以太阳有异，氛气四合，令中外侍从各举能直言极谏一人。吕祉举选人胡铨，江藻举布衣刘度，上即日除铨枢密院编修官，而度不果召。
孝宗乾道元年，诏令尚书、两省、谏议大夫已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人，仍具词业缴进。
苗昌言奏：“国初尝立三科，景德增而为六。仁宗皇帝时，李景请依景德故事，亲策贤良秘阁，六论专取《六经》及问时务，其史传注疏乞不条问。帝亦以为问隐奥观其博，不若取其能明世之治乱，有补阙政。又诏以景德六科定为制举之目，俾少卿、监已上奏举内外京朝官；增置书判拔萃科、高蹈丘园科、沈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总为十科，并许布衣应诏。於是何咏、富弼、余靖、尹洙、苏绅、张方平、江休复、张伯玉辈出焉。其立法宽，故得士广也。自绍兴复科，三岁一下诏，垂四十年，未闻有一介魁垒豪杰之士出应制书，岂盛治之世无其人耶？盖责之至备，而应之者难；求之不广，而来者有隔尔。臣请参稽前制，岁下诏，权於正文出题，其僻书注疏不得以为问目。追复天圣十科，开广荐扬之路，振起多士积年委靡之气，太平之治不难立也。”上诏礼部集馆职、学官议之，皆曰：“注疏诚可略，科目不必广。天下之士屏处山林，滞迹遐远，侍从之臣岂能尽知？伏见国初制科，上命监司、守臣解送。乾德中，以无人应制，许直诣阁门请应。若依乾德故事，恐起侥幸，请如国初之制。”诏可。
先是，翰林学士汪应辰以眉山布衣李应诏，上览其文称奖，命依格召试，会有沮之者，不果试。是岁，宰相虞允文为上言之，始依元独试故事，命翰林学士王严、起居舍人李彦颖考试，参详六论凡五通，上喜曰：“继自今其必有应诏者矣。”十一月，上亲策於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复御殿引见，赐制科出身，授节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誊写为册进御及德寿宫，并焚进诸陵。淳熙四年，李之弟塾复举贤良方正，而近习又恐制科之攻己，其摇沮焉。会台州赵汝愚举姜凯，信守唐仲友举郑建德，吏部侍郎赵粹中举马万顷应诏。上问辅臣：“召试贤良，故事有黜落者否？”对曰：“昨李止独试。若数人，须分优劣。”既而监察御史潘纬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