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归阴山之北，安能使王弥、崔懿为其用邪！当今皇风遐覃，含识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怀驯，方使由余效忠，日殚尽节，以臣愚见，者国家方传无穷之祚於後。脱备防不谨，边臣失图，则夷狄称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国，削四夷，经营万叶之规，贻厥孙谋之道也。臣愚以为愿充侍子者，一皆禁绝，必若先在中国者，亦可更使归蕃，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事矣。”刘起居贶《武指》曰：“自昔议边者，推高於严尤、班固。严尤议曰：‘御匈奴自古无得上策者，周时犭佥狁内侵，命将征之，尽境而还，譬蚊虻螫人，驱之而已，是为中策。汉武经赍深入，连兵三十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克，是为下策。秦筑长城，勤於转输，疆境完而中国竭，是为无策。自古无得其上策也。’其班固曰：‘言匈奴者，大要归於两科，绅则守和亲，介胄则言征伐。汉兴以来，有修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克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畜之，和亲之论，发於刘敬，天下新定，故从其言，赂遗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遵而不违，匈奴加骄，寇盗不止，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岁赂千金，无益之明验也。仲舒欲复守旧文，厚给以财，质爱子，边城不选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恃吾所以待寇，而务赋敛於人，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雠。信甘言，守空约，而冀胡马不窥，不亦过乎？王莽时，单于弃其爱子，昧利不顾，侵掠所获，岁巨万计，而和亲赂遗，不过千金，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夷狄之人，贪而好利，人面兽心，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外而不内，疏而不亲，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慕义则接之以礼让，使曲在彼。盖圣主御蛮夷之常道也。’贶以为严尤之议，辩而未详，班固之论，详而未尽，推而为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声教所远，其叛也不为之劳师，其降也不为之释备，严其守御，险其走集，犯塞则有执讯之捷，深入则有殪戎之勋，俾其欲为寇而不能，愿臣妾而不得。斯御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算，惠此中夏，以绥四方，周人之道也，贶故曰周得上策。《易》称‘王侯设险，以固其国’，筑长城，修障塞，《易》之设险也。今朔塞上，多古长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国分争，国有长城。赵简子起长城以备胡，燕、秦亦筑长城，以限中外，则长城之作，其来远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城全国灭，人归咎焉，自汉至隋，因其成业，或修或筑，无代无之。後魏时筑长城议曰：‘虏骑轻捷，风来电往，坞壁未遑闭，牛羊不暇收，雷击至於近郊，飞出於塞表，不得不立长城以备之。人筑一步，千里之地役三万人，不有旬朔之劳，安获久长之逸。始皇斥中国之戎，出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战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贶故曰秦得中策。史称刘敬说高祖以鲁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则汉之外孙，岂敢与大父争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无益也。帝欲遣鲁元，后泣谏曰：‘帝惟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鲁元公主则赵王张敖之后也，告赵王反，吕后言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张敖有天下，岂少乃女乎！’高祖审鲁元不能止赵王之谋，而谓能息匈奴之叛邪？假有欲遣之辞，固戏言耳。且冒顿手刃头曼，躬射其母而冀其不与外祖争强，岂不惑哉！然则高祖之和亲，不能久安而为之者，以天下初定，苟纾岁月之祸，以息兆人之勤耳。而天姿豁达，不矜智能，沈谋内断，众莫之识。武帝时，中国康宁，胡寇益鲜，疏而绝之，此其时也。方更糜耗华夏，连兵积年，严尤以为下策，可矣。而汉之失策，非止用兵。至於昭、宣，武士练习，斥候精审，胡入则覆亡，居又畏逼，收迹远徙，穷窜海阴。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袭奉春之过举，启宠纳侮，倾竭府藏给西北方，无虑岁二亿七十万，赏赐之费，传送之劳，尚不计焉。皇室淑女，嫔於穹庐，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贡子女方物，臣仆之职也，诗曰：‘莫敢不来享，莫不来王。’《传》称‘荒服者来王’，此皆称其来，不言当往也。杞用夷礼，《经》贬其爵，公及吴盟，讳而不书，奈何以天子之尊，与匈奴约为兄弟，帝女之号，与胡媪并为戎妻（媪，乌老反），母报子，从其污俗。中国之异於蛮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别也，若乃位配天地，职调阴阳，不能革聋昧之性，使渐习华风，反令婉冶之姿，毁节异类，其为垢辱，可胜道哉。汉之君臣，常莫之耻。东汉至曹、马、招来羌狄，内之塞垣，资奉所费，有逾於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长，金印紫绶，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马之童，乘羊之隶，赍毳之资，邀绫纨之利者，相错於路。九州五服，耒耨之所利，丝之所生，方三千里。植於三千里之中，散於数万里之外，人焉得不劳，国焉得不贫，胡夷岁骄，华夏日蹙。当其强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养之。病则受养，强则内攻。呜呼！中国为羌胡服役，且千载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为政者诚能移其财以赏戍卒，则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饵守臣，则我将良矣。富利归於我，危亡移於彼，无纳女之辱，无传送之劳，此之不为而弃同即异，与顽用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