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为不便。臣闻《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簿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於民，独於盗贼愈更严急。所以然者，盖以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盗斛斗者，小加宽纵，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官中当轻徭簿赋，开仓振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相劫夺也。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敕以劝之，臣恐国家始於宽仁而终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
按：温公此奏，乃言之於英宗治平年，非此时所上，今姑附此。
六年，诏：“自今灾伤，用司农常法振救不足者，并预具当修农田水利工役募夫数及其直上闻，乃发常平钱斛募饥民兴修，不如法振救者，委司农劾之。”
七年，赐环庆路安抚司度僧牒千，以备振济汉蕃饥民。
元丰元年，诏以滨、棣沧州被水灾，令民第四等以下立保贷请常平粮有差，仍免出息。
帝曰：“振济之法，州县不能举行，夫以政杀人与刃无异。今出入一死罪，有司未尝不力争，至於凶年饥岁，老幼转死沟壑，而在位者殊不恤，此出於政事不修而士大夫不知务也。”
九年，知太原府魏绛言：“在法，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给米豆，至次年三月终止。河东地寒，与诸路不同，乞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终止；如有馀，即及三月终。”从之。
振贫始於嘉中罢鬻诸路户绝田，以夏秋所输之课，给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神宗以来，其法不废。自蔡京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费用既多，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元丰，诏青、齐、淄三州被水之民老幼疾病无依者，给口食，如乞丐法。
哲宗元六年，翰林学士承旨、知杭州苏轼言：“浙西二年诸郡灾伤，今岁大水，苏、湖、常三州水通为一，杭州死者五十馀万，苏州三十万，未数他郡。今既秋田不种，正使来岁丰稔，亦须七月方新，其间饥馑变故，未易度量。乞令转运司约度诸郡合粜米斛数目，下诸路封椿，及年计上供赴浙西诸郡粜卖。”诏赐米百万斛，钱二十馀万缗，振济灾伤。
绍圣元年，帝以京东、河北之民乏食，流移未归，诏给空名假承务郎敕十、太庙斋郎补牒十、州助教不理选限敕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东、西路提举司，召人入钱粟充振济。
东莱吕氏曰：“荒政条目，始於黎民阻饥，舜命弃为后稷，播时百，其详见於《生民》之诗。到得後来，如所谓禹之水，汤之旱，民无菜色（《荀子》：“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其荒政制度不可考。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周礼 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簿征，三曰缓刑），其详又始错见於六官之书。然古者之所谓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则有九年之蓄（出《礼记 王制》），遇岁有不登，为人主者则贬损减省丧荒之式，见於小行人之官，札丧凶荒厄穷为一书（《周礼 秋官》）。当时天下各自有廪藏，所遇凶荒则振发济民而己。当时措置与後世不同，所谓移民、平籴，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论之，太宰以九式均节物用，三曰丧荒之式，又遗人掌县鄙之委积，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簿征、散利。凡诸侯莫不有委积，以待凶荒，凶荒之岁，为符信发粟振饥而己。当时敛散轻重之式未尝讲。侯甸采卫皆有馈遗，不至於价翔踊，如弛张敛散之权亦不曾讲。惟到春秋、战国，王政既衰，秦饥乞籴於晋，鲁饥乞籴於齐（出《左传》），岁一不登，则乞籴於邻国，所谓九年之制度，已自败坏。见《管子 轻重》一篇，无虑百千言，不过君民互相攘夺。收其权於君上，己非君道。所谓荒政，一变为敛散轻重，先王之制因坏。到後来敛散轻重之权又不能操，所以启奸民幸凶年以谋祸害，民转死於沟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与敛散轻重之法又殆数等，大抵其法愈坏，则其术愈粗。论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为苟且之政，己非所以为王道，秦汉以下，谓之善政。汉武帝诏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本纪元鼎二年诏）。’唐西都至岁不登，关中之粟不足以供万乘，荒年则幸东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时，且有‘逐粮天子’之语。後来元宗溺於苟安，不出长安（并出《通鉴》。）。以此论之，时节不同，孟子所谓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谓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须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粜法，非先王之政，丰年收之甚贱，凶年出之振饥，此又思其次之良规。到得平粜之政不讲，一切趣办之政，君子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己而讲，要之，非常行。使平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