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会，关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贱隶什百之获，皆有以征之。盖财无乏於嘉、治平，而言利无甚於熙宁、元丰，其借先王以为说而率上下以利，旷然大变其俗矣。崇、观以来，蔡京专国柄，以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吕惠卿之所未工，故变钞法，走商贾，穷地之宝以佐上用，自谓其蓄藏至五千万，富足以备礼，和足以广乐，百侈并斗，竭力相奉。不幸党与异同，屡复屡变，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画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腊则加敛於东南，取燕山则重困於北方，而西师凡二十年，关陕尤病，然後靖康之难作矣。方大元帅建府於河北，而张悫任馈饷之责者，盐钞数十万缗而已。及来维扬，而黄潜善、吕颐浩、叶梦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货自营，而收旧经制钱之议起矣。况乎大将殖私，军食自制，无复承统。转运所至，刷攫。朝廷科降，大书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将五百，追捉乡户，号痛无告，赃贪之人，又因之以为己利。而经总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桩、和籴，皆同常赋，於是言财之急，自古以来，莫今为甚，而财之乏少不继，亦莫今为甚也。自是以後，辛己之役、甲申之役，边一有警，赋敛辄增，既增之後，不可复减。尝试以祖宗之盛时所入之财，比於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後，随处之封桩，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後，比熙宁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馀万缗，其大半不可钩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营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於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馀，今者财愈多而不足。然则善为国者，将从其少而治且有馀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於多者劳而少者逸，岂恶逸喜劳而至是哉？故臣请陈今日财之四患：一曰经总制钱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买之患，四曰茶盐之患。四患去则财少，财少则有馀，有馀则逸，有馀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少改矣。”
右《水心外稿》所上《财总论》二篇，足以见历代理财之大概，及中兴以後财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备载之於《国用考》之终。至其所言经总制、和买、折帛钱，则各具本门。
王藏库者，国家经费所贮。系帮支三衙、百官请给，及宗庙宫禁非泛之费。并将校、卫卒、ト门、医职、近侍请给，皆出焉。
左藏南库，本御前桩管激赏库。绍兴休兵後，秦桧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尽入此库，户部告乏则与之，由是金币山积，士大夫指为琼林、大盈之比。高宗尝出数百万缗以佐调度，淳熙末始并归户部。
左藏封桩库，孝宗所创。其法，非奉亲，非军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军或造军器为名，拨入内库，或睿思殿，或御前库，或修内司，有司不敢执。
内藏库，即祖宗时旧置元丰三十二库。崇宁後为大观东、西库。秦桧用事时，每三宫生辰，及春秋内教、每年寒食节，与诸局所进书，皆献令币，由是内帑山积。绍兴末，诏除太后生辰及内教外，馀并减半。孝宗初，又并进书礼物罢之。绍熙初，始数取封桩钱入内藏。
御前甲库者，绍兴中置。凡乘舆所需图画、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库取之，故百工伎艺之巧者，皆出其，日费毋虑数百千。禁中既有内酒库，而甲库所酿尤胜，以其馀酤卖，颇侵户部课额，以此库储常不足。臣僚以为言，乃罢之。
三省枢密院激赏库者，渡江後所创。自建炎龙兴，赏膳始减，至维扬及临安又减。绍兴四年秋，赵元镇为川陕、荆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钱入此库。十年，秦桧之当国，以兀术畔盟用兵，须犒赐之物，乃计亩率钱，遍天下五等，贫民无免者。然兵未尝举，而所敛钱尽归激赏库。其後岁支至三十八万缗，堂厨万五千，东厨万二千，玉牒所，日历、敕令所，国史院，尚书省犒设，中书门下、密院支费，各有差，议者指为冗费，後减二十万缗。孝宗时，再减十万缗。
合同凭由司者，宫禁所取索也。岁取金银钱帛，率以百万计，版曹照数除破，不能裁节。
修内司，掌宫禁营缮，岁输缗钱二十万，以给其费，後减其半。
榷货务都茶场者，旧东京有之。建炎二年，始置於扬州。明年，置於江陵。绍兴三年，置於镇江及吉州。五年，省吉州务，而行在务移於临安场，岁收茶、盐、香息钱。
丰储仓者，绍兴二十六年始置。韩尚书仲通在版曹，请别储粟百万斛於行都，以备水旱，号“丰储”。其後，镇江、建康、关外、四川皆有之。
东南三总领所，掌利权皆有定数。然军旅饥馑，则告乞於朝，惟四川在远，钱币又不通，故无事之际，计臣得以擅取予之权，而一遇军兴，朝廷亦不问。
诸州军资库者，岁用省记也。旧制，每道有计度转运使，岁终则会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亏者补之，故郡邑无不足之患。自军兴，计司常患不给，凡郡邑皆以定额窠名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