苴之说，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夫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周之政典也；所谓《穰苴兵法》，太史迁之所论，今博士弟子之所诵说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国，而正百官、均万民，故征伐出於天子。及上废其典，下失其职，而周衰矣，故征伐出於诸侯，典之用舍兴坏系焉。迁徒见七国楚、汉、之战以诈胜，而身固未尝行道也，遂以仁义为虚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谓不学矣。史称迁博极群书，而其论如此，所谓虽多奚为者也。臣谨按：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则亦非齐之全书也。然其书曰：“礼与法表里，文与武左右。”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又曰：“夏、冬不兴师，所以兼爱民。”此先王之政，何所难乎？至其说曰“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此”，穰苴之所知也，汉之所行，迁之所见，而谓先王为之乎！
※魏武注《孙子》一卷
晁氏曰：吴孙武撰，魏武帝注。按《汉艺文志》，《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今魏武所注，止十三篇。杜牧以为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笔其精粹，成此书云。其序略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武所著深矣。”
水心叶氏曰：按司马迁称《孙子》十三篇，两言之，而班固志《艺文》，乃言《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又吴起四十八篇，而今《吴起》六篇而己。又今《中庸》一篇，而《志》称四十九篇。岂昔所谓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粹书也？然迁时己称十三篇，而刘歆、班固在其後，反著八十二篇。以《火攻》、《用》考之，疑孙子亦有未尽之书。然此为文字多少，其不存者自不足论。迁载孙武齐人，而用於吴，在阖闾时，破楚入郢，为大将。按《左氏》无孙武。他书所有，《左氏》不必尽有，然颖考叔、曹刿、烛之武、专设诸之流，微贱暴用事，《左氏》未尝遗，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阙。又同时伍员、宰，一一铨次，乃独不及武邪？详味《孙子》，与《管子》、《六韬》、《越语》相出入，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於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与闻国政，未有特将於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其言阖闾试以妇人，尤为奇险不足信。
高氏《子略》曰：周衰，制隳法荡，政不克纲，强弱氵贯凌，一趋於武，侈兵图霸，干戈相寻，甚可畏也。其谋帅行师，命意立制，犹知笃礼信，尚训齐，庶几三代仁义之万一焉耳，末殊未至於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孙武乎？武称雄於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凡其言反覆，其变无常，智术相高，气驱力夺，故《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皆索然无遗泽矣。先儒曰“无以学术杀天下後世”，是犹言学者也。吴、越交兵，胜负未决，武居其，岂无所以为强吴胜越者？二十年，阖闾既以战死，夫差旋丧其国，方是时，武之言兵，亦知为吴计而已。成败兴亡，易如反掌，固无待於杀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欤！
陈氏曰：世之言兵者祖孙武，然孙武事吴阖闾而不见於《左传》，不知果何时人也。
※李筌注《孙子》三卷
晁氏曰：唐李筌注。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
※杜牧注《孙子》三卷
晁氏曰：唐杜牧牧之注。牧以武书大略用仁义，使机权，曹公所注解，十不释一，盖惜其所得，自为新书尔，因备注之。世谓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有取焉。
※陈注《孙子》三卷
晁氏曰：唐陈撰。以曹公注隐微，杜牧注阔，重为之注云。
※纪注《孙子》三卷
晁氏曰：唐纪集唐孟氏、贾林、杜佑三家所解。
※梅圣俞注《孙子》三卷
晁氏曰：皇朝梅尧臣圣俞注，欧公为之序。
欧阳氏序曰：世所传《孙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皋注，号《三家孙子》。余顷与撰四库书目，所见《孙子》注者尤多（一有“至二十馀家”五字）。武之书本於兵，兵之术非一，而以不穷为奇，宜其说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短长，其设施各异，故或胶其说於偏见，然无出所谓三家者。三家之注，最後，其说时时攻牧之短。牧亦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者，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然前世言善用兵称曹公。曹公尝与董、吕、诸袁角其力而胜之，遂与吴、蜀分汉而王。传言魏之诸将出兵千里（一有公字），每坐计胜败，授其成算，诸将用之，十不失一，一有违者，兵辄败北。故魏世用兵，悉以新书从事，其精於兵也如此。牧谓曹公於注《孙子》尤略，盖惜其所得，自为一书，是曹公悉得武之术也。然武尝以其术千吴王阖闾，用之西破楚，北服齐、晋而霸诸侯。夫使武自用其书，止於︹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终不能灭吴、蜀，岂武之术尽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