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而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於是告缗钱纵矣（纵，放也，放令告言）。杨可告缗遍天下（如淳曰：“告缗令杨可所告言也。”师古曰：“此说非也。杨可据令而发动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民俞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
东莱吕氏曰：“卜式为小忠而不知大体者也，其愿输家业半助边，丞相弘以为此非人情，不轨之臣。然罢报之後，此助县官之心终不衰，则非矫饰也。惜其未尝讲学，故区区以输财为忠。是时，富豪皆争匿财，惟式独欲助费，事势相激，故武帝宠式者日厚，嫉富豪者日深。中家以上大率破，虽假手於桑弘羊辈，苟无式以形之，未必如是之酷也。”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边县（得畜牧於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十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边有官马，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十母马还一驹，以给用度，得充实秦中人，故除告缗之令也）。
先公曰：“按：古缗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武帝之聚敛，正为征伐计也，得马息遂不告缗，此汉之所以犹愈於秦也。尝观文帝时，才令民实粟塞下，便可以减田租；武帝时，才令边民畜马取息，便可除告缗，盖一事辄有一事之益。後世厉民之政，一行则与国俱弊，无可哀救，虽复县官百方措置，徒为烦扰，而於民无分毫之益，可叹也夫”
宣帝五凤中，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後复与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寿昌习於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未足任，宜如故。”上不听。
元帝元凤元年，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武帝时，租及六畜）。
王莽初，设六之令，诸采取名山泽众物者税之。
王莽末，边兵二十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给，数横赋敛。又一切税吏民，赀二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师古曰：“保者，不许其死伤。”），吏尽复以予民（转令百姓养）。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
後汉和帝永元五年，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圃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九月，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
九年，诏：“山林饶利，陂池鱼采，以赡元元，勿取假税。”□十二年、十五年俱有此令，不复录。
顺帝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尚书仆射虞诩上疏：“元年以来，贫百姓章言长吏取受百万以上者，匈匈不绝，谪罚吏人至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少所举奏。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走卒，五百之类，行鞭杖者。此言钱者，令其出资钱，不役身也），司空劾按，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令宜遵前典，蠲除权制。”於是诏书下诩章，切责州郡，谪罚输赎自此而止。
灵帝令刺史、二千石及茂材、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馀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又令郡国贡献先输中府，名为“道行费”（盖正贡外别有所献也。详见《国用门》）。
晋自渡江以来，至於梁、陈，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详见《商税门》）。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师南侵，军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献私财数千万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借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
宋孝武帝大明初，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气（许气反）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领而占，贫弱者薪樵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实害理之深弊。请损益旧条，更申常制。”有司检壬辰诏书：“擅占山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恒气炉（力居反）种竹木、杂果为林仍，及陂湖江海鱼梁鳅场（七由反。即移反），常加工修作者，并不追旧。各以官品占山（见《官品》、《占田门》），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论。除晋壬辰之科。”从之。
齐武帝即位，诏免逋城钱，自今以後，申明旧制。初，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宋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