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名为散佑。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
宋孝武大明八年，诏：“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自东晋至陈，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鱼薪之类过津，并十分税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馀，小市十馀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
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赞成之，後主大悦。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在此焉。税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养，游食四方，损害不少，虽有薄敛，何足为也！”
後周闵帝初，除市门税。及宣帝即位，复兴入市之税，每人一钱。
隋文帝受禅，除入市之税。
唐武后长安二年，凤阁舍人崔融上议曰：“臣伏见有司税关市事条，不限工商，但是行人尽税者。臣谨按：《周礼》九赋，其七曰关市之赋。窃惟市纵繁杂，关通末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赋税。夫关市之税者，唯敛出入之商贾，不税往来之行人。何四海之广，九州之杂，关必据险路，市必凭要津。若乃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喑鸣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小有失意，且犹如此，一旦变法，定是相惊。非唯流迸齐人，亦自扰乱殊俗。求利虽切，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识大体，徒欲益帑藏，助军国，殊不知军国益扰，帑藏愈空。且如天下诸津，舟行所聚，洪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铺纳税，则检覆检覆，检覆则迟留。此津才过，彼铺复止，非唯国家税钱，更遭主司僦赂。何则？关为诘暴之所，市为聚人之地，税市则人散，税关则暴兴，暴兴则起异图，人散则怀不轨。况浇风久扇，变法为难，徒欲禁末游、规小利，岂知失元默、乱大伦乎？古人有言：‘王者藏於天下，诸侯藏於百姓，农夫藏於庾，商贾藏於箧。’惟陛下详之。必若师兴有费，国储多窘，即请倍算商客，加敛平人。如此则国保富强，人免忧惧，天下幸甚。”
德宗时，赵赞请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每缗税二十，竹木茶漆税十之一，以赡常平本钱。帝纳其策。属军用迫蹙，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
文宗太和七年，御史台奏：“太和三年赦文，天下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臣伏以方今天下无事，圣政日跻，务去烦苛，与民休息。臣昨因岭南道擅置竹纟束场，税法至重，害人颇深，博访诸道，委知自太和三年准赦文两税外停废等事，旬月之内，或以督察不严，或以长吏更改，依前置，重困齐人。伏望今後自太和三年准赦文所停两税外，科配杂榷等率复置者，仰敕到後十日内，具置事申闻奏，仍申报台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令严加察访，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惩责，长吏奏听进止。”旨依。
开成二年十二月，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今商量其杂税物请停绝。”敕旨：“淮、泗通津，向来京国自有率税，颇闻怨ゥ。今依元赏所奏，并停其所置官司，所由悉罢。所有泗口税额，准徐泗观察使今年前後两度奏状，内竖共得钱一万八千五十五贯文。内十驿一万一千三百贯文，委户部每年以实钱逐近支付，泗、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钱赐充本军用，其他未赡，委在才臣，共息怨咨，以泰行旅。”
後周显德五年，敕诸道州府，应有商贾兴贩牛畜者，不计黄牛、水牛，凡经过处并不得抽税；如是货卖处，仰据卖价每一千抽税钱三十，不得别有邀难。
按：鬻卖而有税，理也。经过而有税，非理也。观此，则其来已久，而牛畜之外，馀物俱有过税，商旅安得愿出其涂乎？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於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
止斋陈氏曰：“此薄税敛初指挥也。恭惟我艺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後累朝守为家法，凡州县小可商税，不敢专擅创取，动辄奏禀三司取旨行下。谨按景德四年，三司盐铁商税按奏：‘据滨州监税李忠恕状，准条，银每两税钱四十文，其专栏等称银元来不纳税钱事。省司检会景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敕令。将银出京城门往诸路州军者，并须於在京税务纳钱，每两四十文，不降指挥，只是条贯。自京出门，其滨州税务元不收税，合依久例，不得创收。’天禧四年，福建转运司奏：‘尚书屯田员外郎方仲荀奏，乞收福建枋木税每估一贯税一百文。本司勘会《祥符编敕》，每木十条抽一条讫，任贩货卖，不收商税。’天圣七年，福建运司奏：‘福州商税有当增收钱者八，当减钱者五，当不收钱者十，当创收钱者十二。’有旨，创收、增收并不行，馀依奏。以此见当时州郡小可商税不敢专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