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真复何用哉？朱光庭疏请诸经论孟各试大义，仍须先本注疏之说。
或注疏违圣人之意，则先驳其注疏所以违之之说，然后断以己见，及诸家之说。
以义理通、文采优者为上；义理通、文采粗者为次；义理不通，虽有虚文，不合格。按果如此，则士子尚知读书穷究义理，而经学不致尽废也（明人应试之文，尚有纠正旧说者）。
“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道光丁未会试题也。是科，余与张诗农编修庭学同号舍，来相商曰：“此题颇难。”余曰：“无佳文耳，题则何难之有”？曰：“但说贤贤亲亲，固不难，不知贤贤是说谟烈，亲亲是说统绪”。余惊问：“何出？”曰：“讲章如此。”余笑曰：“讲章何足道？此岂圣经贤传耶！而从之耶？”
诗农亦然余言。然是年时文名手，往往为讲章所误，东牵西扯，至于格格不能吐矣。又次题为“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夫子明明说有之，而讲章必云无之。讲章之可恶如此！
前辈时文家，虽极陈腐，犹知读书。今则周、程、张、朱，尚有知者；汉、唐、宋、元，几不识何代矣。即使满纸典丽奥博，亦不过从经。余必读百子、金丹等摘本，稗贩而来，古书在今日真复何用？尝有“岁寒然后知松柏”，题文用“松耶？柏耶？”四字，子贡曰：“纣之不善”题文用“吾岂知纣之善否哉？”
八字，士大夫满座皆瞠目咋舌，不知所云。或曰此必成语，或曰必怪僻子书中语。
而不知一用《齐策》中太子建事，一用《晋语》中骊姬之言。《国语》、《国策》竟成僻书，可叹哉。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凡整顿风教，其权必操之于上也。欲正文体，则必自试官始。宋嘉坛酰士好新奇。僻涩语则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怪诞语则如“周公怦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及欧公知贡举，力惩其弊，而士风丕变（见欧公事迹）。盖主持于试官，则其教易而速也。道光季年，试官偶取选体文数篇，其后寻摘剽窃，人人效之。而僻涩怪诞之语，亦复不亚嘉桃印Ｊ蔽蘼陵，反谓是典博华丽。风趋而上。异哉！
本朝诸家核刊古书，迥胜前代。惟惩妄改之弊习，而过于泥古，亦其失也。
又有最失者，凡孔子讳，但缺中直，是大不敬也。谨按圣讳与庙讳，同载在功令，俱宜避写。今刻古书，凡遇庙讳，而知改写。此尚是字同义异，固非真正称犯也。
而古书如《庄子》、《墨子》、《吕览》，下至唐人之诗，所云孔某者，是真正称犯之。而可以但缺一笔乎？愚谓凡刻古书者，遇此字如邱陵之类，非正称者，则遵功令写作邱。其正称孔子者当尽改为某字。而欲存其旧，则于书中，第一见注其下云：原本直称圣讳，今悉改作某字，后仿此。如是则敬圣存古两得之矣。
避讳之字，有可代者，有必不可代者。世盛称白香山《性习相远近赋》起句之“下自人，上达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以为发端之佳者。然“下自民，上达君。”则通。今避太宗讳云：“下自人，上达君。”则岂君非人耶？语殊害理！
●卷三汉《柳敏碑》写天资之资，从鱼旁，作笞剩ā读ナ汀贰《汉隶》、《字原》、《隶辨》皆误作忄资）。后世拟议纷纷。余谓下是鲠字，盖未写资，先写鲠，半字而悟，不复洗去，即于其旁添资字耳。或疑何至率易如此？余谓古碑常有。想古人书丹时，洗去或不易故也。今见唐人《造像记》，考字从女旁作窨迹而下是妣字。盖亦是未写考，先写妣，半字而悟，不复洗去，即于其旁添考字耳。不然天下岂有妇人作父，而考字可从女者？此二字一切字书，及俗字梵典并无。
唐太宗，开国令主。以酷好《兰亭》真迹，至设计画策，亲教其臣赚取之，致为盛德之累。物之不可有所蔽也如此。然虽怒老僧之秘吝，而终赐谷物，厚为支给。以较后世《清明上河图》之类，其厚薄相去亦天渊矣。
梁曜北玉绳瞥记云：“许周生家藏柳书石刻，其辞云：”囗城，柳神所守。
驱厉鬼，出匕首，福四民，制囗丑。‘末题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其石乃天启三年，得之柳州井中者。“按：此石柳州人谓可以镇妖异。吾友陈子相劢学宦广西归，以一本贻余。上有柳州府县官三印。石虽泐而字皆可识。城上是”柳“字，丑上是”群“字。谢启昆《粤西金石略》斥为伪书，不足凭。良然。唐人百家刻《龙城录》，记与稗海本小异。中一条云：”罗池，北龙城胜地也。役者得白石。
上微辨刻画云：“龙城，柳神所守。驱厉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丑‘。余得之，不详其理，特欲隐我于斯与？”按：此录前人多谓伪作。今观此条，亦不似柳州语。柳本木名，又是其地州名。何以仅据石刻中一柳字，便云特欲隐己于斯耶？
彼处人云：“此石乃子厚手书，可以辟邪鬼”。子相赠余一纸文，与此小异。
亭林先生谓：“世人好色，乃至天神地牛皆为之强立妻女名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