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锦绣龙朝”之“朝”字用阳平声咬字，“龙”字稍一提高、稍一顿挫而底底将“朝”字叫出，“朝”字之后转折仅有五折，如他伶唱则提高乱耍一串花而“朝”字乃念成“超”字，非其阳平声之本声矣。又第六句“我杨家反做了马前的英豪”，“杨家”之“杨”字系阳平声，在此种地方唱，难得叫出阳平声来，故谭乃易之曰“我父子”，“父子”二字均为上声，上声无阴阳，易于上口，高下疾徐均可任意为之也。由此以观，名伶自改脚本、更易唱法，必有其理由在，非胡扯淡也。
又孙菊仙唱《朱砂痣》一段慢二簧，第三句“泪流脸上”之“流”字，按阳平声叫之余味甚长，“脸上”之“上”字的系上声，以菊仙苍老之喉咙唱来亦甚悠扬不现痕迹。又第四句“难配鸾凰”之“配”字为阴去声，故叫得切实。至“鸾凰”二字有时亦唱作“鸳鸯”，“凰”系阳平声，“鸯”系阴平声，“凰”字下可以耍腔，“鸯”字下则不能耍腔也。由此类推，无论二簧、西皮，凡字之属阳者始可用之于耍腔之第末字内，而字属阴者则当截然中止也。原板二簧《盗骨》词中之“我也曾征过了塞北西东”，此“东”字下不能耍腔者，以其为阴平声故也。又《空诚计》词中慢板西皮之“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此“坤”字下不能耍腔者，亦以其为阴平声故也。至于《卖马》词中“两泪如麻”之“麻”字系阳平声，故谭鑫培遂行腔其下，愈增凄凉之韵焉。
旧剧唱词大概用中州音、吴音、鄂音三种，此外又有二字，如“更”不读庚而读斤，“脸”不读捻而读简，谓为习惯音。然以予考之，庚、青、蒸韵可通用，而“更”字可作历字讲，譬如更事之名词即经事之谓，故“更”可以读经。至于“脸”字，明明系居奄切、音检，在俭韵中，其读捻者乃俗音也，剧中独用其古音，何足异哉？
上海入剧馆坐包厢看戏者多妇人与大商贾，位分固然至尊，风雅全然不解，那能真悟得剧中三昧？俗伶偶善两句花调，大标其名曰谭派以媚座客，座客听之而悦以为谭派即如是如是，果叫天自来，其行腔之花必较此更甚。及叫天果来矣，人震其名，亦果空巷往观矣，一聆其歌单简干净，乃惶然大骇，以为谭调必不如是，非叫天为伪者，即其不用心耳，不然，胡与我平日理想中之谭叫天、习闻之谭调异乎？于是叫天遂受此理想习闻之影响，知音寥寥，不能自见于上海，可悲也！
中国人之特性惟善于附和、善于模仿，附和之徒毫无主见，模仿之物亦不过得其形似。由沪人心目中所谓之谭调以推及于他事他物，固莫不中此病也。故中国今日文章、工艺，事事物物均无进步之可言，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尝见吴趼人所著小说，内载香港当初开埠时，华商到者寥寥，一窭人子穷极无聊，偶买得小儿玩物，以口吹“兵碰”作响，名为滴滴冻者计数十枚，携往香港，日坐于外人总会之门大吹之。一西人出见而大异，询每枚价若干，窭人子不善英语，伸一手指示之，盖言一文钱也。西人不知，以为一元，即授以一银币。及入口吹之，一吹便破，于是奔告同类速来研究此物。及众人至，均以为异，则争投银币购而吹之，有响者、有不响者，其能于吹响之人视不能吹响之人有傲色，而不能吹响之人遂大忿，解囊出巨金购多枚吹之，旋吹旋破无吝色，求其响而后已。然彼吹能响者亦为技不精，时有破损，故亦须时时补充。如是数月，外人尽能吹作“兵碰”之声，而窭人子之囊橐亦满载而归广州矣。此事虽近滑稽，然西人确有此好奇之心理也。
又闻乙卯年巴拿马博览会中有一中国人设摊卖水烟，尝独坐摊前，执水烟筒吹纸媒子使燃，烧皮丝烟吸之。一西人见而大异，向其借一纸媒子吹之火不能燃，遂亦邀朋引类共来研究，致劳及其著名理学博士亦亲来试验。博士至，虽能按物理学加以种种之解晰，使人悟明其原理，然其不能吹之使燃如故。足见西人随处留心，无一事不思求其真理也。国人惟知皮毛，不求进步，当恨自己之愚，莫笑他人之痴，斯可矣！
又闻有一善吹唢呐之华人，偶随贵人赴西洋，于舟中出唢呐吹之，西人均加叹赏，一德国人尤崇拜，请其为师授以吸气之法。后德人艺成，遂以善吹军笛名，且译中国《风入松》《破阵乐》等曲牌入德国军乐谱内。盖外人之善学有如此者，神而通之，变而化之。以视中国留学生仅知拾人牙慧者，真有霄壤之分也。
日本与我国同居东方，同是黄色人种，其发见西方之文明而学之也亦同一时代，顾今日而彼则蒸蒸日上，我则毫无进步可言，果何故欤？予初亦思之不解，后见英文《京报》揭载一英人之论说，解释此问题颇有充足之间题，特摘述之代我喉舌。
距今极远之时代，中国即以自己之文明嘉惠于自国毗连各地之野蛮人种。此等人种不知书写并不知计时，中国人乃以较高尚生活之理想传授之，俾脱离野蛮之状态。今日之所谓日本者，其初固在受教之列也。日本人之最初性质习惯，与婆罗洲食人喋血之丹克种族相差不远，直至受中国文明之教化始脱原人状态，知所谓法律，知所谓立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