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归彼省，无所谓予夺也。本朝盛世，藏中僧侣官职，黜陟之柄，操之在我。历任驻使卖官鬻爵，渐失天家体制。琦善纳贿，并其制度而悉更之，自是太阿倒持，驻藏大臣备位而已。光绪初，松氵桂任满回京，见恭邸。笑问曰：“藏丫头风味何如？”对曰：“别有风味。”时岐子惠将军在坐，闻之，传为笑柄。于此可见，当时西域都护公然渔色，不以为讳。先文庄督川之日，值瞻对为乱，事平，仍以归藏，不知者以为姑息。文庄曰：“今欲安边御侮，在于规复旧制。何须收回区区之地，而失全藏之心，是舍藏取瞻也。”边吏颇欲以此邀功，言改土归流之利者甚众，终不听。及定兴继位，用张济策，一试而败，藏人羁縻未叛者又数载。赵次山、季和两制军昆仲相继督川，始行开疆拓土政策，实逼达赖喇嘛出走。遂尽取巴塘、里塘各土司之地，分设州县，立西康行省，中国于是乎失西藏。未几，川乱，季和制军殉难，藏人乘间内侵，边境因而多故矣。制军之父文颖，知阳谷县事，遭粤匪之乱，被七创死。两世忠节，人多称之。制军丧归，哀挽甚众，中有一联云：“继阳谷公，慷慨捐躯，取义成仁，世犹有乱臣贼子。”意讥其兄次山制军嵩山四友也。
苏抚程雪楼中丞，初以直隶州需次安徽，未甚得意，闻有署吾邑庐江县之说，已而不果。中丞故与旗籍人有旧，因之吉林，大为将军长顺所赏识，疏举其材于朝。是时，日俄战正酣，中丞与将军达桂周旋两大之间，颇负时望。长顺卒，达桂继为吉林将军，中丞氵存升道员，署黑龙江将军。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改官制，自将军以下皆免官。中丞内有系援，外隆令誉。值新设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因杨翠喜案罢归，得留署其缺。旋授奉天巡抚，调江苏巡抚。由边省而移腹地，身名俱泰，东三省改官制之后所仅见者也。贻霭人将军，吉林人，始与中丞为挚友。京朝之事颇恃为重，久而益得。两家子弟男妇，相好无尤。朋友义重，亲如家庭骨肉，本为八旗旧家之风。及将军以贪墨参案败，中丞之子与贻谷之子，俱随使节在俄京圣彼得堡，中丞子妇忽手刃将军之子，两人之谊遽绝。辛亥春，中丞以未曾到省之候补道员应德闳署理江苏布政使，为言路所讦，奉严旨申斥。疑将军之党为害，内不自安，颇有去位之意。乱作，推江苏都督。项城建民国，授南京留守，未几，退隐。诸公子常往来吉林，与其他旗籍故人缟毫欢如故，益见北人之交坚若金铁，至国变而不渝也。
冯星严中丞，以光绪癸未成进士，入翰林，二十年始外放道府，迁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不三年，氵存升江西巡抚，项城之力也。武昌变作，南昌新军，学识远出鄂省之下，而嚣张过之，闻乱即起，拥中丞为都督。中丞托词让贤，适中马毓宝意，得辞职归里。已登舟矣，毓宝送至江岸，拱手话别。中丞谢曰：“后会有期。”毓宝误会以为江湖隐语，谓他日报复，如孟明之“三年拜赐”也。忽忆中丞与项城，儿女姻亲而兼乡谊，当日南方乌合不敌北兵节制之师，畏之如虎。惟恐中丞纵去，能为后患，复挟之反，令作书致项城，招使来降。中丞不允，则软禁之于一室，不令亲友省视。中丞知不免，自承素有嗜好，日吸鸦片数次，毓宝许之，而微疑其有他，命监者给之，而但如其量止，毋得多予。居数日，中丞绐监者曰：“汝日出购区区之物，不以为烦乎？吾与汝金，为我买供三日之用。”监者喜得沾润，为致如数，中丞乘间服之而死。中丞在任，江杏生侍御曾劾其溺职，亦以项城之故而波及，嗣竟以死，可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矣。
逊位之先，项城授内阁总理大臣。杨杏城侍郎授邮传部大臣。侍郎从唐少川尚书南下，与国民党议和，梁燕孙京卿派署邮传部大臣，署中相见，谈及铁路交通之便，京卿问侍郎曰：“子知铁路兼水陆交通之利乎？”曰：“未也。”京卿曰：“项城斥逐彰德安置，欲往则畏有后祸，欲不往而不能，两难之际。余时为铁路局长，献计曰：‘为公备机车、坐车、行李车各一辆，置于公寓处相近，日夜使勿断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于公，则立以告。是虽往，而缓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而止，犹之未往也。至公之属下，自幕府以至驺从，皆取给于各路，朝夕相从，则在野与在朝何异焉？’”项城于侍郎为旧交，其于京卿之新交，则甫见于此。
项城于杨氏昆仲皆善，及戊申放归，往津被拒，自是与杨氏不惬。制军身故，以津浦几兴大狱，幸邀宽典而夺宫衔，则张馨庵都转受命项城为之也。侍郎如在暗室，不知天日，辄为呼冤，可谓昧于事情矣。中兴以后，各省疆臣率效仿曾文正规模，不使其属下接近子弟，故后门生部曲，多念旧恩而无从生恶感。项城为督抚资浅，不知先辈典型，长嗣芸台左参，于乃翁故吏，无论文武两途，少所满意。文员中惟赵秉钧、沈云霈，武将中惟王士珍、雷震春差为许可，馀子碌碌，不足数也。于杨氏昆仲，尤多贬辞。项城在枢府时，左参屡谓人曰：“如有语于家翁者，告雨人，勿告杏城。”鼎革后，将召侍郎入为秘书总长。左参在德，电致其父，力言不可，首云“勿须秘书译”，而电稿仍入案册，梁燕孙播而